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分析结论：

当前，我国在乡村新能源转型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已逐渐完善，多能耦合的乡村供能和清洁能源消费的结构已逐步成型。如何推动乡村新能源转型规模化落地，是优化我国能源结构、解决新能源消纳的关键。23个试点县的示范推进，为千万个乡村新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商业化运营的实际价值参考。但乡村新能源转型依然逃不开“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工作加快取得成效，需要多措并举。在本地自身条件（如能源资源、用能需求、环境承载力、消纳能力等）已摸清的情况下，可借鉴现有试点经验，尝试探索适宜本地的可再生能源多样化发展模式和乡村新能源转型方案，以点带面推动本地乡村新能源规模化转型，提高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新能源消纳有去处、乡村转型增活力、乡村产业有效益、村民收入有保障”的共赢局面。（LQY）

2025年5月30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以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为目标，按照安全优先、绿色友好、权责对等、源荷匹配原则建设运行绿电直连项目。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新能源跃升式发展，新能源消纳压力逐年递增，在远距离输送的同时，通过绿电直连项目等能够挖掘就近就地消纳需求，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此外，项目也能够满足用户绿色低碳转型需要，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通知要求项目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不低于60%，占总用电量的比例由2025年不低于30%逐年提升至2030年不低于35%，引导新能源项目尽可能就近就地消纳利用。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6月3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5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公开文件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共124款，涵盖了比亚迪、一汽、东风、长安、吉利等33个主流品牌，价格区间从3万元至40万元不等。活动文件提到，“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推动车网互动技术在乡村地区应用，提升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目前，相关政策已将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提高到更突出的位置，乡村作为承接新能源消纳的重要领域，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也将从应用场景层面推动乡村充电设施建设，进而促进乡村新能源的就近就地消纳。如何更好的实现乡村新能源的就地就近消纳，将是推进乡村新能源转型规模化落地的重要举措。

多能耦合的乡村供能和清洁能源消费结构逐步成型

乡村能源资源具有储量丰富、清洁低碳的特点，是实现能源绿色转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的主要抓手，也是我国能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乡村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正逐步成为乡村的重要产业之一。乡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形成的产业链，已经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能、新引擎。以2021年为例，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44.8%，常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这其中，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主要来自乡村。截至2023年4月底，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分别达到3.8亿千瓦、4.4亿千瓦、0.42亿千瓦，主要来自乡村地区，有力带动了乡村地区能源结构优化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多能耦合的乡村供能和清洁能源消费结构已逐步成型。从供能层面来看。在我国，乡村新能源来源广泛，主要有生物质能、水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从能源消费层面来看。乡村新能源的应用领域覆盖了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乡村产业、基础设施、交通出行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新能源利用体系。具体来看：

（一）家庭用能

家庭用能是乡村新能源应用最大，也是应用最广的模块，涉及照明和电器、烹饪和取暖等。内蒙古库伦旗的“光伏+电采暖”模式让农户用上了清洁取暖，减少了散煤使用，光伏发电白天并网、夜间供电暖气，既环保又经济。云南丽江山区推广的太阳能热水器则解决了山区群众烧水难的问题，每户每年能节省木柴约2吨。

（二）农业生产用能

在农业生产领域，乡村能源主要用于农业机械电气化、温室大棚能源系统和农产品加工等。例如，安徽长丰县陶楼镇农业示范园以草莓种植和水产养殖为主，但种草莓需要早晚补光用电，尾水循环、养鱼增氧换水也需要持续用电，为此园区采取了棚顶光伏发电、中间种植草莓生菜、下面水产养殖的光伏渔菜养殖模式，将光伏发电、农业种植、水产养殖、观光采摘集于一体，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内部循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建成了亚洲单体容量最大的渔光互补项目，年发电量超8亿千瓦时，配套发展绿氢储能与海产养殖，推动传统渔业向低碳产业链升级，带动了水产养殖业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随着新能源项目的推动和深化，新能源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

（三）乡村工业用能

乡村产业能源应用主要包括农村工商业供电、冷链物流和生态旅游等领域。比如，小型风电和光伏系统可为乡镇企业提供稳定电力，光伏冷藏库和新能源冷链运输车解决了农产品保鲜和运输问题。生态旅游景区通过微电网和电动汽车充电桩实现绿色能源供应，浙江安吉县的民宿采用“光伏+储能”供电模式，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福建云霄县的竹木加工厂利用废木屑生产生物质颗粒，替代锅炉燃煤实现清洁生产。

（四）基础设施用能

乡村基础设施能源应用涵盖公共设施供电、污水处理和应急能源等方面。乡村新能源建设离不开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在新农村道路亮化工程中都积极推广LED太阳能路灯、风光互补路灯等新能源路灯的应用。陕西澄城县在乡村主干道全面安装光伏路灯，每年节省电费80万元。江苏张家港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配备光伏板，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五）交通出行用能

今年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其中第十七条提到，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公共充换电设施。3月5日，国家能源局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5年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公共充换电设施，扎实推动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和“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千家万户沐光行动”等工作，让农村切实享受到新能源发展带来的收益。在浙江，乡村已布局公共充电桩超4.62万个，覆盖率达80%。河南兰考县的村级光伏电站配套电动三轮车充电桩，使农户运输成本降低60%。江苏溧阳市则是实现了乡村充电桩全覆盖，方便了电动汽车出行。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政策推进，新能源汽车在农村的覆盖率将大幅提升。专家表示，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下乡的不断深入，充电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快速普及，二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曾表示，随着新的用能场景不断出现，乡村能源消费结构正经历着从传统薪柴、煤炭能源向非商品能源消费升级，从低效、高污染能源向高效、清洁能源消费升级，从固态能源向液态和清洁能源消费升级。

图1、我国乡村能源供给与能源消费示意图

资料来源：现代农业、安邦智库（ANBOUND）整理

乡村能源转型规模化推进存在的难点与实践经验

2023年12月，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展开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工作，首批公布了15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将在2025年前建成，要求其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超过30%，在增量中占比超60%。2024年公布了第二批共8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试点县改革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目前，23个试点县在摸索乡村新能源转型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这些试点经验为全国推广乡村新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虽然乡村新能源转型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但多个试点县/村也在因地制宜的做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乡村能源消费结构该如何优化的“兰考经验”

当前，我国乡村能源消耗大部分仍使用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不高。在一些农业大省，散煤、薪柴、秸秆等非商品能源仍是农户的重要能源来源。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如秸秆、畜禽粪便等，但大多数尚未形成完善的生物质能利用模式，开发利用效率较低。2025年5月26日，由中国农业大学生物质能科学与技术国际联合中心牵头编写的《中国乡村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径观察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乡村生活用能总量达2.53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较大，清洁化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北方散煤取暖问题突出，南方以电力和液化石油气为主，偏远地区仍依赖传统生物质能。这一情况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或将持续存在，如何提高其利用效率，减少粉尘、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仍是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河南省兰考县作为全国首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建设示范县。经过多年实践与发展，兰考县已初步形成以清洁能源为主体、多能互补的乡村能源发展格局。截至2023年，兰考县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已从22%提高到75%，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也从37.5%提高到77.3%，清洁取暖普及率提高到99%，公共绿色出行率达到90%以上。

（二）解决农村电网承载力薄弱有“兰考方案”

农村电网是我国国家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农村大多分布在偏远地区，不少农村电网设施严重落后，农村居民用电户数量庞大，用户分布广泛，负荷分散，发展不平衡。与城市负荷和供电范围相对集中的特点相比，农村电网具有地域分布广、范围大、负荷分散的特点。当下，几乎所有的分布式新能源都要求接入大电网消纳，导致配电网承载能力不足，大大增加了电网扩建和调节压力。屋顶光伏基本采用全额上网模式，即使采用自发自用模式，电量也基本上网，呈现“管发不管用”，基本依赖电网集中消纳，背离分布式发电“自发自用为主”初衷，导致户均装机逐年增大，远超本地负荷，带来设备过载、电压越限等问题。以山东为例，截至2022年底，农村户均光伏装机达22千瓦，而户均用电负荷仅为1.09千瓦，全额上网户数高达96.4%。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认为，“发展就地平衡智能微电网是大势所趋。”电力几乎可满足一切用能需求，能源系统电力化是发展趋势。我国电力系统经历了电源中心时代、电网中心时代，现在进入用户中心时代，发展就地平衡智能微电网正当其时。

事实上，经验也都证明了新能源就地平衡切实可行。作为全国首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兰考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能源消纳等领域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国网兰考县供电公司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全额消纳，促进能源生产清洁化。一是加快风电、光伏消纳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合理规划兰考220千伏站点接入新能源规模，优化110千伏电网潮流分布，支持兰考新能源有序发展。二是加强农村配电网建设，加快农村电网网架优化，全面提升农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据了解，兰考农村能源革命试点以来，可再生能源装机由2017年底的31万千瓦增加到目前的135万千瓦。投资7.54亿元，完成全部464个行政村（社区）农网改造，农村户均配变容量达到2.9千伏安。新建220千伏兰考东输变电工程，为兰考东部地区大规模新能源项目顺利投运和全额消纳提供电网支撑。

不单是加强农村电网建设，湖北省广水市创新性通过源网荷储协同互动实现100%新能源电力系统长期运行，全年超70%的时间、超80%的电量由新能源保障。内蒙古额济纳旗则采用构网型电站技术，支撑100%风电、光伏并网并稳定运行，实现全旗离网不停供。

（三）“珊树村模式”有效应对乡村用能经济性不高的难题

农村能源投资规模大、效益低、回报久。试点县农村农业发展对低成本的绿电有强烈需求。但“隔墙售电”仍有难度，风电、光伏开发无法与“三农”需求直接对接，快速下降的新能源成本难以传导至用能终端，居民和企业的用能成本依然较高。山东省的实地调研数据揭示了清洁能源推广中的经济性困境：在使用政府主导改造的燃气挂壁炉的12户家庭中，有7户表示天然气价格较高，导致取暖费用相较之前使用燃煤时大幅增长，采暖季能源成本根据使用情况在2000元至4000元不等。更值得关注的是，济南市清洁取暖运行补贴政策显示，补贴金额将逐年递减，最终完全取消，这种补贴退坡机制使得长期经济可持续性存疑。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杨旭东表示，“经济性是散煤治理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如今中国散煤治理迈入第八个年头，北方地区民用散煤消费量仍有5980万吨（2022年数据），南方地区民用散煤替代尚未系统性开展。北方地区散煤尚未治理的地区存在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区域农户的房屋居住密度更低，特别是在山区，房子非常分散，与近郊平原相对集中相比，集中供热、“气代煤”等方案成本太高，都不能用；通常这些房屋的保温效果较差，如果改成清洁能源，用能成本就会上升，这些房屋必须先做节能改造；这些地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比如配电只能满足一些基础负荷的照明和家电，如果未来采用电取暖，电网扩容投入将会加大；另外，这些地区的经济水平相比平原地区要低一些，老百姓对用能成本更加敏感，综合这些因素，使得散煤治理的难度变得非常大。

对于用能经济性不高的问题，黑龙江省肇东市黎明镇珊树村则是在生物质方面探索出成功模式。比如秸秆压块成型燃料分散供暖项目年产压块成型燃料2500吨，能供350户农户使用，供热面积2.8万平方米。农户一个采暖季使用约3吨秸秆压块燃料，支出1050元，相比煤炭节约650元。在农业种植领域，生物质取暖炉用于草莓大棚，每天费用仅40元，较柴油炉节约190元，使用90天可节省燃料费用1.8万元，草莓提前上市差价多收入2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四）乡村新能源商业运营模式不成熟有了“澄城参考”

当前乡村新能源改革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推动，市场化机制发育不足。以山东为例，虽然国家推行“整县屋顶光伏”试点，但山东省已安装户用光伏仅占乡村总户数的5%，距国家不低于20%的标准还有较大差距。并且，生物质能利用同样面临困境，山东省农林生物质资源能源化率不足30%，畜禽粪污以低成本就地就近肥料化还田利用为主，能源化利用水平偏低。这些数据表明，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实现从“政府输血”到“市场造血”的转变，是乡村新能源转型必须解决的深层课题。

面对乡村能源转型在商业模式上遇到的困难，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探索出了创新路径，建成30万千瓦分布式光伏矩阵，同步实施节水灌溉工程，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26万吨的同时提升农田产出效率。当地通过屋顶光伏实现花椒烘烤电气化，年发电量达1.6万千瓦时，不仅满足了花椒烘烤的用电需求，还为村民带来增收。水莲古村通过屋顶光伏实现花椒烘烤电气化，年发电量达1.6万千瓦时，权家河村光伏电站年发电2415万千瓦时，为村集体带来每年5万元的增收，村民通过光伏年增收3000元，彻底告别烧煤。这种“能源造血”模式形成了良性循环，村民从“被动接受补贴”转向“主动参与创收”。再如，山西浮山县实施了“光伏补齐”项目和“屋顶光伏”全覆盖项目，采取先输血后造血的思路，统筹整合资金到80个无光伏项目的村合作社，帮助集体经济增收，开发公益性岗位，采取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劳务补助等方式，吸纳脱贫群众就业务工；将县乡机关事业单位屋顶资源开发权限赋予县红扁担集体经济公司，每年形成固定收益分配给村合作社。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每村都有1座光伏电站、1个主导产业，同步发展多种自主产业的“2+N”增收渠道，示范引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同步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就业。

（五）“克坊模式”创新应对乡村新能源发展资金缺乏局面

目前，中国乡村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相对缺乏，乡村新能源开发与需求的缺口日益扩大，乡村新能源转型呼吁更加稳定和可靠的金融支持。一直以来，政府都大力支持乡村新能源转型。以农村地区“煤改电”清洁取暖项目为例，改造费用由国家专项资金、政府配套资金和农户自筹三部分组成，但仅依靠财政资金乡村绿色能源转型难以实现长效推进。此外，乡村贷款难度较大也是制约乡村新能源转型建设的重要原因，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信用等级偏低，农户若要获得信用贷款往往需要多种担保。因此，在乡村新能源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农民常因“缺乏合适的担保人”或“无法提供适宜的抵押资产”而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进一步阻碍了乡村新能源建设的融资进程。

在这一现实挑战上，铜川耀州区克坊村的“光伏+普惠金融”模式则展现了金融工具对能源转型的催化作用。通过“隆基·向日葵”一站式数字化户用光伏解决方案，村集体成立公司向银行贷款，村民零资产投入即可参与。项目总容量达2.97兆瓦，预计30年累计发电收益4056.1万元。这种模式降低了农户参与门槛，通过手机APP实时监测发电数据，实现了光伏项目的智能化、便捷化管理。

（六）“文登实践”有效解决新能源利用率不高的难题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扩张，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新能源开发利用面临利用率偏低的突出问题。以西北地区为例，部分光伏电站的实际利用率不足70%，河南某县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较设计值低400多小时。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张金平主任分析指出，“沙戈荒”大型风光基地主要分布的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虽然新能源资源丰富，但网架结构薄弱，当地消纳空间有限，且外送通道面临安全约束限制，本地新能源利用水平低下。同时，地方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扩张，大幅增加了配电网的压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城市配电网末端，接入能力不足问题使得新能源在乡村更难利用起来。

针对这些挑战，首批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创新实践：山东文登区通过“渔光储”模式，配套建设20MW/40MWh储能电站并与海鲜加工园签订可中断负荷协议，使弃光率从7.2%降至1.8%。浙江安吉县构建“虚拟电厂”，聚合2000户民宿空调负荷并开发“绿电溯源”小程序，年增新能源消纳12.6GWh。江苏溧阳市创新“交通−能源”耦合模式，在公交场站建设V2G双向充电桩并实施分时定价，将充电桩光伏直供比例提升至43%。河南唐河县则建立“生物质−光伏”协同系统，通过配置熔盐储热装置和实施“粮光互补”，使综合能源利用率提高19个百分点。

（七）乡村新能源开发与地方产业融合度不深有“浮山路径”

当前，许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仅停留在发电并网的单一模式，未能与当地特色农业、加工业、旅游业等形成产业链联动。例如部分光伏电站仅考虑发电效益，未充分利用板下空间发展特色种植或养殖，导致土地复合利用率低下。与此同时，能源开发对产业升级带动作用有限。虽然部分乡村建设了光伏、风电等设施，但未能有效支撑当地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发展的用能需求。如一些果蔬主产区仍依赖传统能源进行烘干、冷藏，未能充分发挥本地可再生能源优势。

对此，兰考县按照“央企供应链牵引+地方应用场景示范+绿电产业转型”的思路，兰考县以国电投新能源产业园、农村清洁能源创新中心为载体，培育发展风、光、储、电、氢能等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产业，中广核、恒聚新能源、华耀光伏、中天科技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从与具体的产业有机结合来看，山西浮山县臣南河村的实践体现了“光伏+文旅”的产业融合路径。该村利用一百千瓦村级光伏电站年创收13万元，同时将破旧房屋改造成农家乐和特色民宿，发展垂钓鱼塘、荷花池、辣椒种植基地等旅游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种养循环模式：统一回收玉米秸秆加工饲料喂养肉羊，肉羊粪便经发酵用于作物施肥，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循环链条。

（八）“宾阳模式”针对性解决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不足

新能源汽车时代，充电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必备品。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数量最多、辐射面积最大、服务车辆最全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为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广大农村地区仍存在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居住社区充电设施安装共享难、时段性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虽然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能源局2023年5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优化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环境。但目前，农村地区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公用充电桩数量稀少，且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仅镇上的供电所设有充电桩，且停车位紧张。

针对农村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国内也有试点县取得了显著进步。比如，河南兰考县充分调动本地各种能源，在体育场新型绿色能源充电站建设了80个充电桩，自2023年上半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充电量已突破100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过8500千瓦时，带动了兰考县新能源汽车消费实现快速增长。再如，广西宾阳县，也是首批试点之一，该县首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十大示范”项目综合能源站已经在古辣镇稻花香4A景区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已建设33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配套建设8台60kW一机双枪直流充电桩，4台15kWV2G充电桩，13台7kW交流充电桩，1台100kW/215kWh储能箱，1台400kVA箱变，光伏车棚1座。可实现“车－桩－网”协同，并按照“绿色充电、光储养桩”的模式，通过优先就地消纳光伏、储能发电电量、余量送上网的方式，实现综合能源互补，也是宾阳县致力于能源革命和绿色发展的有力举措。

（九）乡村新能源市场主体单一看“围场”如何做？

农村新能源投资规模大、效益低、回报久。以往，政府是参与农村能源改革的主导力量。即使是拥有发展清洁能源的先天优势，如何将资源变成产业，但光靠政府的力量长期是很难推动的。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部及国家乡村振兴局早在2022年发布的《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中就曾提出推进农村能源改革的主体要多元。要充分发挥能源央企、国企的责任担当作用，鼓励其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农村能源建设，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着重在农村能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培育一批新兴市场主体。

在这方面，河北省围场县就秉持这个思路。2002年，围场第一个风电项目红松风电场建成。近年来，围场立足“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按照有序发展风电、重点实施光伏发电、大力开发水电的思路，聘请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科学编制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规划。针对不同的清洁能源开发企业，围场建立了市场主体名录库和培育库，开展点对点提供助企政策帮扶、技改扩能升级、品牌宣传推广等服务，搭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企业服务平台，引领清洁能源领域企业向专精特新、科技创新方向迈进。截至目前，吸引了华能、华润、国电等30家国内外知名央企、国企、民企入驻围场，清洁能源产业实现年产值51.1亿元。

综合来看，兰考、清河、宾阳、文登等多个试点县/村对于乡村新能源转型、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展开了摸索尝试，对于面临的一些共性难题，各地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先试先行，在探索过程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果，走出了与各地发展相适宜的乡村新能源转型的探索路径，也为其他乡村探索乡村新能源转型、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提供了实际参考。同时，试点县取得的显著效果，也说明了乡村新能源转型需要政策、金融、技术多管齐下，形成系统合力。

机会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