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农机“下不了地”的症结在哪?

信用风险决策参考   2026-06-11

分析结论:

丘陵山区、经济作物、设施农业——这些薄弱环节,需要小型化、轻量化、多功能的智能装备。但为什么智能农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出在基础材料、工艺、电子元器件上。设计也有差距,材料不过关,工艺跟不上,核心元器件造不出来,一环扣一环。那怎么办?多管齐下——技术攻关、场景适配、数据安全、产业生态、人才支撑缺一不可。这其中,人才是一切的基础,推进智能农机规模化应用,需要提高一线人才待遇与职业认同,让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才符合智能农机的核心价值——解决人工干不了、干不好、干不快、不愿干的问题。只有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受益,技术才有意义。(LQY)

分析过程:

2025年,全国2327家规模以上农机企业,业务收入总额2661.89亿元,同比仅增长0.47%。更让人揪心的是,利润总额133亿元,同比下降3.40%。据悉,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下降,自2022年以来,农机销售数量和价格双双下跌。

农机产业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据江苏大学统计,2025年农机购置补贴系统中,销售额达2000万元且至少有一个品目排名行业前8的内资企业共148家,它们的年销售额中位数仅为5400万元。其中,54%的企业出口为零,84%的企业没有开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机企业规模偏小、创新力弱。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拖拉机研究院副院长张鹏指出,“国产农机解决了‘便宜、能用’的问题,但在高端智能和中小型丘陵农机方面,短板还很明显。”他举了个例子:“同样是水稻,东北和江南的生长环境、作业要求完全不一样。套用一种收割机,行不通。”

国外大型联合收割机普遍配备了测产系统和反馈调控系统,可根据作物长势自动调整作业参数。而我国市售主流联合收割机,还没有实现智能化。农业农村部设施园艺工程专家组原组长、江苏大学教授毛罕平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困境:“农业属于非结构化场景。作物种类多、长势动态变化、田块碎片化、机耕道不配套等现实条件,导致农机适配性严重不足。”一款成熟可靠的农机,定型往往需要3到5年。农机型号多、批量少,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压低了企业利润率。“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我国农机产业规模全球第一,但大而不强。智能农机控制器的核心元器件,国产化率不到10%。比如高压比例阀。目前这一农机部件仍全部依赖进口,而这个部件就好比智能农机的“神经中枢”,可以精准控制液压油流量、压力和方向。拖拉机自动换挡、犁具深浅调节、采棉头升降转速,都靠它来精确“发令”。很多高端装备,如300匹马力以上的CVT无级变速拖拉机、每秒喂入量15千克的大型高效谷物联合收获机,但国产化仍是空白。江苏大学教授毛罕平说:“这些‘卡脖子’部件,体积不大,能量不小。没有它们,智能农机就是‘瘸腿’。”

人工智能是农机进化的一大引擎,但目前智能农机无法“真正落地”。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正在赋予农机“自主思考”的能力。大模型、机器视觉、深度学习——让农机自己看、自己想、自己调。看到草多就多喷药,看到苗稀就少施肥。从“按程序作业”到“看长势决策”,这是质的变化。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张鹏坦陈:“我们在售的农机都配备了行车电脑,也在跟踪研发大模型,但国产混动智能农机还没有真正实现量产和规模应用。”类似的困境也出现在更复杂的农业机器人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指出:“农业采摘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感知不精准,‘手—眼—脚—脑’协调难。背后是算法和机械臂性能的制约。”罗锡文院士直言:“国产机器人能上春晚翻跟头,能跑马拉松,但下地干农活——还差得远。”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认为,上述问题的根子在学科建设。“农机学科长期边缘化。全国只有35所高校开设农业机械化本科专业,28个单位招收农机方向研究生。人才缺口44万。”另一学者认为,“学科要交叉,要将农业工程、电气、AI、控制糅在一起。培养机制也要改,学校+企业+农场,课堂搬到车间,实验室建在田间。”张鹏对此深有感触,“我们招一个懂农机又懂电控的工程师,太难了。搞机械的不懂软件,写代码的不了解农田。跨界人才,稀缺。”一些设立农业工程学科的高校,农机专业逐渐弱化,实践环节缺失,学生缺少下田实操、拆机装配的真实训练。这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懂农、不爱农、不会农”,再加上农机行业的薪资不及预期,大量毕业生流向汽车制造、智能装备等行业。江苏沃得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蒋伟俊也有同感,在新疆测试那6台采棉机的时候,他们派了十几个工程师跟车。工程师们顶着高温,强忍晕车,持续工作。“干农机,确实很累很苦。能坚持下来的人,都对这行有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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