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曾经说过，作为决策重要依据的情报，如果不能够到达最终的“消费者”（最终决策层）手里，就一点用也没有。事实上，在从古到今的任何一个国家，履行情报职能的机构和人员无不为了让自己的情报能够影响决策层而绞尽脑汁。对此，许多情报人员的做法是，在情报搜集和报告撰写方面力求精准和重点突出，以便能够对决策层产生影响并助益决策。不过，需要看到的一点是，就情报的最终效用而言，“消费者”的实际素养也很重要，否则，就会产生“明珠暗投”的结果。

1939年，在中国战场上，虽然侵华日军一直在持续扩大着“战果”，但是中国军队（国共两党）的坚持抵抗和日本军事资源的逐步吃紧使得日本决策层倍感压力。在此背景之下，1939年4月，为强化中国问题的调研，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在满铁高层松冈洋佑的策划下，日本政府批准了重组满铁调查机构的计划。很快，满铁调查部规模达到千人以上，并在海内外建立了多处据点，从而进入了空前绝后的“大调查部”时代。

同年5月，满铁成立了专门的涉华委员会，开始对“东亚新秩序的主要否定因素——中国抗战势力的研究”。调查委员会以分布于中国各主要城市的调查机关为主要据点，充分调动了在华各地派出机构及东京分社的骨干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人员的选用上，满铁“不拘一格降人才”，充分根据情报工作的客观需要，即使是曾经被法律制裁过的“赤色危险分子”（比如日共党员中西功），只要个人相关素养突出，满铁一律采用并提供相应经费支持。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调查委员会取得了大量的调研成果，最后汇集成《支那抗战⼒調查報告》（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计5篇10分册约百万字。历史研究人士指出，总的来说，调查报告主要聚焦于三大问题。

第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报告书认为，自清朝崩溃之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状态就是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经济的主体依然是相对原始和落后的农业—农村经济，城市依赖于农村而不是相反。虽然中国有着零星分布的工业大都市，但关键产业多由外国资本把持，沿海地带的民族工业多为轻工业。伴随着战事的推进，中国已经基本失去了沿海重工业中心，这对于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并且，中国的军队大多属于封建军阀势力的“私兵”，缺乏现代国家军队的素质，难以统制，主要军备又受制于列强。再加上“买办资本以及地主阶级”对中国政治的控制，中国的“军事水平比较低下”，难以应对对外战争特别是与“现代化国家的战争”。

报告书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开始缓慢向现代国家演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新兴政治势力（国共两党）的关注，并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九一八”之前，国民党政权正在逐步提高中国社会的统一程度和自身的治理水平，这构成了“中国抗战能力的母体”。作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国共两党暂且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作形式联合抗日，而两党之间既有的严重对立也意味着二者抗战协作能力的形成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应该说，调查报告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和对国共既合作又斗争的态势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第二，中国社会资源禀赋在战争中的主要作用。报告书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虽然落后，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政治领导得力，就会成为抗战的重要基础。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不像现代化国家那样紧密，“即使城市丧失了，农村依然有很强的自给自足能力”。并且，沿海地区被日军攻占之后，具备较高经济独立性的中国内地依然可以作为中国抗日的重要依托，而这则会构成对日本的长期消耗。应该说，这种对中日战争将成为持久战的分析是客观冷静且很有见地的。

关于外援问题。报告书认为，英美列强和苏联都会出于牵制日本在华扩张的目的而坚持对华援助。日本虽然占领了沿海地区，切断了中国大部分外援的路径，加上欧洲战事吃紧，英国等难以援华，但是重庆政府还是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外援，因为它事关中国抗战的成败。

最后，调查报告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战能力的阶段性问题”。报告认为，中国的抗战能力具有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报告书认为，“中国事变的各个时期，军事与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它表现在中国抗战能力中军事与政治的不均衡发展。武汉会战前是中日军事主力战阶段，此后则是政治、经济战的阶段。”可以看出，报告书已经意识到日本对华军事行动阶段已经结束，之后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政治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爆发之初，日本一直把国民党军政势力作为主要针对对象，对中共势力的重视程度较为有限。因此，在满铁调查部最初的调查计划中，也只是列上了“重庆政权抗战能力调查”项目，不包含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

但是，在中西功的建议之下，在调查中最终加入了对中共军政势力的调查内容，其调查成果汇集为第三分册的“八路军与新四军”。该分册从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活跃区域等多个角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共军事力量的活动，认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特点就在于通过广泛且有效的群众动员，建立敌后根据地并坚持持久战。与此同时，中共军队通过破坏日军后方兵站及交通通信设施等手段，扰乱了日军的大后方，牵制了日军进攻，打击了日本扶植的伪政权，破坏了日本的战争经济运作体系。

对于日本今后的对华政策，报告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向，一是“全面进攻”，二是“在德国斡旋下与重庆政府全面和平”，三是“独自减轻部分负担”，而报告倾向于第二个方向，即政治解决中国问题。最后，报告书强调，很容易推断，日本再要发起全面的军事攻势的话，将比过去任何战役都面临更多的困难。并且，即使成功发动了，这种攻势也将给日本带来大量消耗，因此，除非出现极其有利的时机，否则日军将很难再有此类举动。

相关资料显示，在研究项目的推进过程中，部分研究成果就以“机密资料”的方式呈递给少数日本军政要员审阅。从1941年1月起，完整报告被陆续下发给日本各主要军政机关领导。并且，日本军政机关还多次邀请调查人员参与相关座谈会以交流答疑。在历次座谈会中，满铁、陆军省，驻华大使馆以及一线作战部队领导均是常客。

但是，这样一份资料翔实、逻辑严密、政策建议中肯的情报，却并未根本改变日本的战争决策。在中国战场，虽然日本秘密开启了“桐工作”（政治诱降蒋介石集团），但是一直不肯放弃军事施压，而扶植汪伪政权的举动，一方面坚定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一方面又不给汪伪政权相应的自主性，导致占领区的秩序始终无法按照日本谋划的方向发展。

对中共方面，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担任华北军政一把手之后，全面加强了对中共的军事压力，也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但是，这一举措并未坚持下去，反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华北集团军人员被大量抽调，只能眼睁睁坐视中共势力恢复并坐大。更大的昏招莫过于豫湘桂战役的发动。日军在短期之内从华北到华南全面击溃了国民党军队，并几乎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资源，日军最后只能主动放弃大片占领区，直至最终战败。

既有的研究指出，在整个对华战争，甚至整个近代，日本决策层始终没有改变的几点就是：1.认为中国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民族意识，从未充分认识到中国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逐步兴起的历史趋势；2.始终顽固坚持对华优越感（除两次“币原外交”时期），不愿意从平等的角度出发做出对华政策和立场的调适，即使是在政治诱降蒋介石政权期间，也一直坚持较为苛刻的要求；3.自甲午战争之后，在占明显优势的军事作战方面，日本一直都存在投机取巧的思想，没有明确的战略思想以指导军事行动。冈村宁次主政华北时期，日军以中共根据地为重点打击对象，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转而去开拓有着丰富石油资源且更易获取的东南亚地区。最后，既没有在中国战场解决中共问题，也把美国彻底惹怒。

平心而论，该报告的核心思想并不新鲜。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就系统阐述过这些观点。但是，当时的日军高层受限于自身的顽固思想，而其余日军中层军官则关注石原“独断”之后迅速升官的“风光”进而群起效仿“搞事变”，石原本人反而被日本军政机关逐步边缘化。

在多年之后，当日军在中国战场“骑虎难下”的态势日益鲜明之时，在日本军政高层启动重要情报项目之后，形成的高质量情报依然没有改变日军高层的思想和立场。只能说，在日本军政高层的思维定式之下，这份高质量情报最终“明珠暗投”，日本自身也迎来了可耻的战败。

最终分析结论：

日之砒霜，我之蜜糖。日本决策层的顽固导致了高质量情报“明珠暗投”，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反倒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明珠暗投”也说明了，决策层自身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质量情报可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情报分析人员而言，除了撰写高质量情报之外，如何有效把握决策层的思维方式，以合理可行的方式让决策层接受报告的主张，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