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自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尤其是疫情封控措施全面取消以来，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社会消费趋势疲软的态势日益明显。自去年至今，经济前景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凸显，尤其在城市居民中，“中产返贫”“阶层滑落”等话题愈发引人关注。由于经济放缓而引发的社会焦虑情绪正在不断积累。对此，党和政府多次强调，要守住社会底线，维持社会稳定，有效应对内外冲击。对于经济下滑阶段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我国近邻—日本，在1990年以来的经验或可作为镜鉴。

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叙事中，日本经济“失落的三十年”（1989—2019）已经是一个世所公认的事实。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1990年日本人平均年收入约463万日元，2018年仅为433万日元。名义工资原地踏步，实际收入更是在物价上涨中缓慢下滑。与此同时，终身雇佣制度逐渐瓦解，非正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到2020年，日本女性中有超过一半为非正规就业，男性也超过两成。概而言之，自1990年代至今，日本年轻人的职业起点更低、路径更不稳定。

无论是国际社会的评论还是日本社会的自我认知都指出，日本已经由过去被称作“一亿总中流”（又称“一亿总中产”，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终身雇佣制的背景下，超九成的国民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社会，逐步转向“格差社会”（即分化社会），日本民众开始普遍意识到：这个社会已不再平等，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

相关业内人士经过数据整理之后指出，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各个阶层的收入普遍下滑，低收入家庭占比不断上升，中高收入群体则持续收缩。相对贫困率（即收入低于全国中位数一半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代的约10%，上升至2012年的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列，位列G7国家中的第二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消费能力显著下降。一个直接反映消费结构变化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1980年代末，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曾降至约20%，意味着当时家庭拥有较多“可自由支配收入”；但随着实际收入下降，该比例开始反弹。到2022年，这一数字升至26.6%，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一的支出用于食品，家庭对非必需品的消费空间持续压缩。

业内人士还指出，随着老龄人口增多，“收入打折”的人也随之增多。1990年至2020年，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1986年，普通工薪家庭的替代率为约68%；而到了2019年，已降至61.7%。在1990-2019这一阶段内，日本NHK制作的多部纪录片中，“不景气”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话题。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之下，日本的“穷忙族”和“NEET”族现象（特指处于非升学、非就业、未接受职业培训状态的青年群体）层出不穷，也引发了诸如极端暴力犯罪上升等社会恶劣现象。

但是，业内人士的分析指出，尽管经济数据整体呈下滑趋势，日本仍保持了一定的社会结构稳定性。根据内阁府的调查，自1990年至2024年，自我认定为“中产”的人口比例仅由90%微降至89%，变化极小。如果采用更加细分的标准，比如日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ISSP）关于《社会不平等》的长期调查，其将收入划分为10等，选择第⑤⑥等级者被视为“中等收入”。数据显示，在1999年、2009年与2019年，⑤⑥等级人口比例分别为27%、31%、24%。尽管“中间人群”呈缓慢下移趋势，低收入群体有所扩张，但整体结构并未出现断崖式下坠。

业内人士表示，日本“失落三十年”的社会基本面貌可被概括为，一个处于缓慢下行但却稳中有序的社会。2010年之后，赴日旅游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出游热潮，很多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发现，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会反而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秩序、平稳甚至宜居性。虽然这只是很多中国游客走马观花式的肤浅体验，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日本社会整体的稳定。对于日本社会的整体稳定性，不少分析都指出，在老龄化趋势凸显和经济下行阶段启动之前，日本已经迈入富裕国家的行列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对此，业内人士指出，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日本社会的分配机制、消费与营商环境乃至文化心理也有着巨大的作用。

首先，日本政府对于社保体系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在“失落的三十年”中，有一项数据始终维持稳定——那就是日本的基尼系数。在经济低迷、工资停滞、阶层滑落的背景下，很多人可能会预期日本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确实，在初次分配阶段，日本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3一路升至2021年的0.57，差距显著拉大。但令人意外的是，再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数却始终维持在0.38左右，3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

业内人士强调，这种结构性稳定并非偶然。老龄化是推高初次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高龄单身户的增加：从1990年的15%升至2020年前后的28%。但正是因为强有力的社会再分配制度介入，日本的“净基尼系数”在30年间仅小幅上升0.02，在OECD国家中属于增长幅度较低的一组，其社会贫富分化程度，至今仍低于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

业内人士指出，再分配调节的显著效果来自于社保体系的巨大投入。2023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已占GDP的25.12%，中国当年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约为7.7%。但在社保缴费的费率上，中国已经高于日本。日本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18.3%，中国则达到了22%-24%；日本的医疗保险为10%，中国也在10.5%-12%之间。在社保总支出占比尚不及日本的情况下，个人和企业却已承担了更高的缴费负担。

在高投入下，日本社会的保险覆盖机制日益细致化。例如2000年启动的介护保险制度，为40岁以上国民提供老年照护服务；2008年开始，由公共财政开始大规模承担7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用；2009年起对儿童实行现金补贴，2019年全面实现学前教育无偿化。另一方面，日本也引入了具有调节特色的机制改革，例如2004年启动的养老金“宏观经济滑动”政策，通过调整养老金增幅，让养老金增速低于物价和工资，缓解财政压力。

支撑这一切的则是不断升高的消费税。从1997年首次引入消费税起，日本逐步将税率提高至10%，其中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社保系统。业内人士认为，进入2000年之后，日本几乎所有的社会政策核心，可以说都是围绕再分配展开的。

其次，“防御性消费”开始流行和平价品牌的兴起。业内人士指出，在“失去的三十年”中，一个很突出的趋势就是平价品牌的崛起。1984年开出首店的优衣库、1980年诞生的无印良品（MUJI）、1987年成立的大创（DAISO）、被称为“日本宜家”的NITORI（1967年创立）和1989年开设首店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它们不仅在日本本土成功，更走向全球，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品牌。

这些品牌共同的特征是：定价显著低于行业平均、SKU（库存单位）庞大但品质稳定，代表着“高质低价”的消费逻辑。这类品牌大多在1995年至2013年的日本通缩时期迅速扩张——经济压力迫使企业不断优化成本结构，提升性价比。当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大规模承接外包生产，也为这一商业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品牌帮助日本家庭用精打细算的方式在消费降级中守住“体面生活”，因此也被称为“防御性消费”。以家庭服装支出为例，从1990年的月均15300日元下降至2020年的9800日元，降幅达36%。

业内人士指出，在商业逻辑上，日本平价品牌和中国当下的低价消费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日本平价品牌的发展深受两个管理理念影响：Kaizen（改善）与JIT（Just-in-Time，准时制）。前者强调从基层员工到管理层不断优化细节以消除浪费，后者则以零（极小）库存、拉动式生产实现对需求的快速响应。这不是通过压低质量或榨干上游供应商来实现成本控制，而是通过精密管理追求效率的极致。

数据显示，2023年12月，日本全国商业票据56万张中，仅129张有异常支付，其中仅27张完全无法支付。企业间延迟支付现象，2023年全年仅1111件。在用工方面，尽管终身雇佣比例已从1990年代起开始逐步下降，但截至目前，仍有近48%的劳动者受到终身雇佣制保护。因此，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同样有着“内卷”特征的日本经济和社会，日本企业并没有全面走上一条单纯依靠压榨员工和供应商以谋求利润的发展道路。日本企业，无论是对商业合作伙伴还是自身员工，依然在坚持商业信誉，而这则源于日本社会文化心理的特点。

业内人士指出，很多人认为日本文化压抑，这种压抑源于一种被他人目光审视的压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耻感文化”。日本人确实极度忌讳给他人添麻烦，唯恐不体面（而在压力积聚下，也确实会偶尔爆发极端的、不体面的行为）。这种耻感让政客难以轻易牺牲某个族群的利益。它也造就了一个在消费层面依然坚持履约的社会：不单纯为了价格而放弃品质与服务。不仅是消费者难以接受以粗暴的低价取代一切的做法，商家恐怕也会觉得那样做“不体面”。于是，大多数人只能在维持“履约”的基础上，一边节俭，一边设法提升效率、创造新的商品或服务，或提出更精准的对策。

业内人士认为，日本社会确实很“卷”，但它的“卷”更多是关于“礼数”、关于“规则”、关于维系公共秩序和关系感知的一种文化履约。它不是一个锐气十足、充满创新的社会。但它是一个有共识、存在协同履约基础的社会。信誉的累积与维系，是品牌长期成功的必要前提。这是“内卷”中的精密工艺文化，也是在外部压强中形成的品牌能力。当消费力整体下行，社会又不能以压榨取胜时，这或许也是比较稳妥的一条商业出路。

业内人士强调，与日本对比，我们的社会有相似之处，但有更多的不同。早在1990年，日本家庭资产中虽有60%为不动产，但已广泛普及权益类金融资产，证券类资产占比达到36%。相比之下，中国城市家庭中不动产占比高达72%，而权益类金融资产占比仍偏低。这意味着，一旦不动产价值下滑，中国家庭所承受的冲击将远大于当年的日本。

业内人士还强调，中国家庭背负着更高的杠杆压力。1990年，日本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仅占名义GDP的8.9%，占不动产市值的2.4%；而在中国，这两个比例分别是33.9%和8.2%。如果未来出现类似日本的不动产泡沫破裂现象，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受创面将更广，受伤程度也更深。

并且，中国的福利体系尚未完善，营商环境也存在显著的制度性缺陷。从“协同履约”的角度来看，日本社会在效率提升之后，能够较公平地将“效率剩余”通过制度化和文化机制分配至社会各层。在中国，这部分剩余资源往往集中流向那些在履约中占优势的群体，无论其优势是来自市场垄断还是权力壁垒。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种倾斜机制会让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不论市场兴旺还是萧条，如果无法建立起一种协同、共赢的履约机制，我们的社会将很难摆脱内耗与分化。这也许正是我们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最值得学习的部分：在衰退中维持社会共识，而不是让博弈彻底撕裂生活的基石。

最终分析结论：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中日两国之间在具体国情上存在很多差异，而日本在经济下行时期，大型企业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重大质量问题。这充分说明，面对经济窘境的冲击，任何社会稳定状态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失序乃至动荡，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也会受到猛烈的冲击和遭受更多的质疑。但是，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中，社会整体稳定的成功维系，其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巨大投入，这构成了日本社会稳定得以维系的关键因素。这种投入令日本社会共识得以维系，全面的零和博弈并未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