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在当下的职场生态中，PPT已经从辅助工具异化为形式主义的新载体，这种现象在大型组织中尤为突出。原本用于提升沟通效率的PPT，如今却成为衡量工作质量的“硬指标”。随着大型企业不可避免地走向组织臃肿和管理僵化，PPT逐渐异化为“新八股”：字体须雅黑，配色须莫兰迪，动画须炫目，乃至“PPT造车”“PPT融资”成讽喻之词。这种管理层的价值取向导致基层人员将大量精力耗费在美化排版、设计动画等表面功夫上。从项目汇报到晋升答辩，从客户提案到年终总结，PPT成为衡量员工价值的重要“职场货币”，甚至催生了“PPT美化师”这一职业。

事实上，对PPT“内卷”的质疑早已有之。早在2004年，贝佐斯就禁止亚马逊高管会议使用PPT，认为其“掩盖深度思考”；乔布斯则批评PPT阻碍创造性讨论，更推崇白板即时交流；黄仁勋也认为PPT是外部营销工具，不适合内部沟通。在国内的大公司中，刘强东曾痛斥PPT背后的“假大空”，招商银行发布《清风公约》强调“我们不是美工”，而字节跳动、美团等公司则改用Word文档代替PPT汇报。202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加入到反PPT“内卷”的行列中，1月，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下令内部沟通禁用PPT，仅在技术方案、财务通报等特定情境中允许使用，且内容必须控制在“白底黑字一页以内”。紧接着，2月名创优品创始人叶国富也提出类似要求，明确禁止在内部沟通中使用PPT，强调用简单高效的方式解决问题。

除大型企业外，政府机关内部也是PPT“内卷”的重灾区。以浙江省为例，每到年底，浙江不少机关单位工作汇报都需配PPT，公务员通常要熬夜改排版、加动画，时间都花在改格式上。内卷之下，PPT越做越“高大上”，有的时候时间和技术水平不够，工作人员只能把PPT外包，费用从每页200到400多元不等，特殊情况额外还要付加急费、服务费，一次3分钟的汇报，做一次PPT往往要花费几千元。除了PPT以外，文旅、宣传、招商等部门对视频制作的需求也很高，动辄需要数万元，甚至10万—20万元，尤其加上灯光渲染、音频混响、运动追踪等特效，制作成本还会上涨。根据媒体报道，以浙江省嘉兴市的当湖街道（含村社区）为例，在浙江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后，其在2024年制作PPT 5个、视频11个，总计费用约26.9万元，较上一年度相比PPT和视频总量下降70.37%，总计费用下降72.96%，其后更是几乎清零。由此可以推算出，在2023年，仅这一个街道制作PPT和视频的费用就近百万。浙江省目前共有488个街道，如果均按照当湖街道标准制作视频，全省每年仅街道一级行政单位在PPT形式主义上的浪费就接近5亿元人民币。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是上行下效”。诸如PPT“内卷”一类的形式主义，各级政府将之当作形式主义大力整治，固然是有益于行政部门减费增效。然而，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这股PPT“内卷”之风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种“国进民退”的趋势，更值得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基层单位如此热衷PPT“内卷”等形式主义的背后动机，除了作为政绩的宣传手段，也是为了向上级争取更多资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内财政压力窥见一二。根据财政部近日的数据，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566亿元，同比下降0.3%。其中，税收收入92915亿元，下降1.2%，非税收入增长3.7%至22651亿元。在税收收入中，地方政府极度依赖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大幅下滑，契税、土地增值税分别下降14.8%和17.6%。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141271亿元，同比增长3.4%，凸显“减收增支”矛盾加剧。根据彭博社测算，2025年上半年国内财政广义缺口达5.25万亿，较去年同期扩大45%。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的锐减，直接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衰退。在市场经济陷入“沉陷式”萎缩后，失去财源的地方政府立刻陷入债务危机，别说发展经济，连吃饭都出现了困难。为对冲收支压力，上半年国债发行规模达7.88万亿，同比激增35.3%，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2.16万亿，增长45%。因此，地方政府想要解燃眉之急，就必然会将精力从服务市场经济以获得更多税收，转向如何迎合上级部门要求以求得更多项目资金支持。面对专项资金背后的要求和上级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偏好，基层单位在准备申请材料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卷”之中。

当基层单位将服务的对象从市场经济切换到上级部门后，“国家经济”取代“国民经济”的趋势将不可阻挡。安邦智库的首席教授陈功曾明确指出，“国民经济”是以民众福祉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强调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普惠于民，而“国家经济”则更关注宏观层面的国力增强和整体指标。这两者听起来差不多，实际相去甚远。简单来说，“国家经济”是政府的账本，盯着GDP数字和国际排名，而“国民经济”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关心的是每个人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当上级部门分配的债券资金在基层单位的财政收入占比不断攀升后，基层单位的注意力也自然而然地从老百姓和企业的钱袋子，切换到上级部门偏向的大工程、大投资。特别是在政策引导“过度精准”的当下，各地政府纷纷提出要上马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项目。这种乱象也让习近平主席在近期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质疑“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

更值得警惕的是，面对基层部门上交的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PPT和连年达标的统计报表，上级决策层可能无法获得政策落地后的真实反馈，从而失去纠偏的机会。以日本地方政府为例，其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税收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企业税和地方消费税。由于失业率上升、企业利润下滑，地方收入普遍承压。同时，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福利开支上升，财政收支出现结构性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公共投资与就业稳定，转而依赖中央财政刺激计划中的转移支付、特别拨款和补贴项目。地方官员为争取中央补贴，更倾向“适合拿补贴、施工快、政治面子十足”的项目，如偏远地区的桥梁、公路乃至机场等。这些项目也因利用率极低，经济效益惨淡，被日本媒体讥讽为“白象工程”。此外，因地方经济政策转向以寻求补贴为主，导致私营部门的投资意愿被挤出。大量资金涌入公共工程后，参与投资企业发现项目缺乏市场回报支持，导致私人资本纷纷撤出。这种“国进民退”的现象，使得日本财政刺激政策原本的促进效果大打折扣，也加剧了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

因此，纠正PPT“内卷”之风，关键既不在PPT也不在“内卷”，甚至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其背后“国进民退”的经济现状。如果不能尽快将“国民经济”拉回正轨，不但基层政府的形式主义仍会卷土重来，对我国后续财政政策发力的刺激效果也会形成严重阻碍，更与中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相违背。

最终分析结论：

基层政府当前出现的PPT“内卷”风潮，并非单纯以政绩为导向，而是与“国进民退”的经济发展现状息息相关。因此，破解这股风潮的关键不能简单依赖反形式主义整治，而是要正视当前市场经济塌陷所带来的严重后果。（B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