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面向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做出判断：中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步入“1.5个循环”——国内形成完整大循环，海外仅剩“半个”循环。基础判断已定，另一个问题随之浮现：如何让内外循环衔接得更紧、更活？内外两个循环的衔接，才是真正的战略问题！

当下的企业“出海”潮或许提供了一个契机。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先生在《创造企业“出海”的中国经济新模式》中提出，中国可以在“出海”潮中借鉴日本的经验，内外联动，打造一个更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循环体系。这样，就让企业“出海”从单纯的资本外流，转换成能让海外收益与国内需求联动的现代化“GNP经济”。

倘若这一模式成功落地，“1.5个循环”将不再是被动格局，而是撬动“十五五”增长的新支点。而在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变迁中，日本逐步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内外联动”的经济循环机制。回看日本企业“出海”的路径与内外联动模式，或许可以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内外联动的新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从上世纪50年代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贸易立国”，到1985年“广场协议”后被迫转向“海外投资立国”，日本企业大规模“出海”成为国家战略。日美“广场协议”促使日元骤然升值，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前川报告》，把“促进海外直接投资”列为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通过对外投资转化贸易顺差，缓解日美贸易失衡。强势日元又恰好助力日企海外收购技术和资产，促使日企在欧美发达市场加快布局，吸收新技术、拓展高端产业。日本国内不断攀升的人工和成本压力则推动日企将劳动密集型产能转移至亚洲新兴经济体，借助当地低廉的要素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自此，日本企业开启全球布局的新征程，在海外积累资产、增强韧性，为国内经济筑起安全网。

如果只看日本资本大规模“出海”，很容易误读为产业的“空心化”。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如何让这套庞大的海外体系反哺国内，形成内外联动、相辅相成的经济循环。这套循环的核心在于，外部依托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拓展市场与技术，内部则通过海外利润的持续回流支撑国债发行、维持汇率稳定，并由此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同时趁机实现国内的产业升级。

外部方面，日本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和并购将“日本制造”延展到海外，对冲了国内高昂的土地和人工成本，也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日美之间贸易失衡的问题。然而，仅有海外扩张远不足以支撑循环的健康运转。关键是，海外经营为日本源源不断创造利润，这些利润又反哺国内资本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确立“海外投资立国”的战略后，日本对外投资存量迅速攀升。1996年至2023年对外投资规模增长了8倍，存量规模已相当于日本GDP的近一半。伴随庞大的海外资产，日本每年获得可观的海外收益，近年来海外收益约占本国GDP的10%。由于海外投资收益不断攀升，日本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经常项目总体保持盈余，2024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30.4万亿日元（约1926.7亿美元），占GDP约4.7%。经常项目长期顺差为日元稳定提供了支撑。在较强的日元汇率下，日本一方面在国内资产负债表缩减的同时不断在海外扩张资产负债表，实现海外“扩表”以对冲国内“缩表”。另一方面，当外部冲击导致汇率出现无序波动时，日本可以动用海外资产来平抑市场。例如，面对近年日元的快速贬值和通胀走高，日本央行引导资本回流以稳定汇率，甚至抛售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换取美元进行汇市干预，作为短期政策选项。

除了外汇市场上“缓冲垫”的作用，大量海外收益以股息、利息等形式从海外回流日本，成为日本国内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众所周知，日本国债（JGBs）的最大特点是其几乎完全由本国投资者持有，外部投机资金难以撼动其稳定性。其中日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是日本国债的重要持有人（约占13%-15%），它们会将海外收益投入国内的债券市场，提升了日本债市的购买力。尤其在日本央行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之后，日企和金融机构的投资对日本国债的支撑作用将更加明显。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国债场外交易量平均每月约3700万亿日元（约25.2万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33%，反映日本国内债市活跃度提升，其中日企和金融机构的参与功不可没。

充足的国内资金支持使日本政府即便在高债务水平下仍能以低利率发行国债，将财政资源用于完善社会福利和产业升级，而不至于因企业出海导致资金外流和产业“空心化”。

一个常识是，日本债务高企，常年“霸榜”全球第一，然而日本国债还能稳住不崩盘，甚至保持极大的吸引力，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庞大的海外资产支撑了日本的主权信用，再加上海外盈利回流、日本民间的高储蓄率形成了强劲的国内需求，托底日本国债，市场对日本违约风险的担忧极低，因此日本能在高负债率的情况下维持3A的主权信用评级。这也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长期保持低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接近于零，即使近期有上升趋势，但仍低于许多发达国家。

低成本的国债融资，让日本政府得以在财政上加大民生保障投入，从容应对老龄化等社会问题。日本每年的财政预算中，社保和福利开支高居不下，2025年度社会福利支出高达38.3万亿日元，约占总预算的三分之一。如此沉重的养老金、医疗等负担若无充足资金支持，将难以为继。日本企业海外利润回流后投资国债，在客观上等于为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在内外资金的共同支撑下，日本政府得以以较低利息率融资投入养老、医疗等公共领域，将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转化为提高全民福利的保障。这使得日本在低经济增长、人口急速老龄化与逆全球化冲击并存的条件下，依旧展现出极低的政治动荡、犯罪率、失业率与社会冲突，同时维系了一套高度内生化的安全网，因此进入一种“超安定社会”（ちょうあんていしゃかい）的状态。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海外收益回流和海外生产基地的成本削减，让日本能够腾出资源对国内产业进行升级与结构调整。贸易顺差不再是经常项目盈余的主角，制造业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服务业、研发密集型高端制造业迅速填补空缺，结果就是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轻量化”和“高附加值化”。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迅速将钢铁、纺织、家电、汽车等产业转移到海外，但在工业机器人、半导体设备、精密元件等高端环节保持强势，旅游业、数字内容、老龄化相关医疗与护理服务也在快速扩张。到2023年，日本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已达73.3%。近年来，日本政府愈发认识到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2020 年起，经济产业省（METI）发动的多轮“供应链韧性补贴”已累计支持超过200个项目、总额逾3000亿日元，用于关键零部件与半导体回流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企业“连根拔起”式的出海不同，日本企业在进行全球投资的过程中，把总部决策、核心技术与研发、关键零部件与工艺留在国内，“技术-总部-研发”链条仍深深扎根在日本本土，进一步降低了“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微观研究表明，日企70%-80%的创新型研发（R&D ）仍在本土完成，而海外R&D主要负责产品适应与本地化，这样既保护“诀窍”（tacit knowledge），也方便在日本的母工厂做质量验证。像丰田始终把发动机、混动系统等关键总成留在“元町”“堤”等爱知母工厂，以确保全球工厂同步改进，并维持每年约300万辆国内产量作为“改善之源”。此外，“总部经济”也是很好的一种将产业“根留国内”的做法。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减税政策鼓励企业将总部搬至地方城市，进一步把高端职能“留在国内、流向地方”，而非流出海外。

纵观日本这一内外联动的经济循环模式，核心在于“内外融合、根留国内”。所谓“内外融合”，是指日本巧妙地将海外扩张与国内发展融为一体，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但资金和收益又循环回国内，服务于本土经济需要，从而实现国内外经济的良性互动。“根留国内”则强调，虽然企业全球布局，但并未脱实向虚，更没有抛弃本土根基，相反，海外积累的财富通过投资国债、股权等形式沉淀在国内，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支柱。

日本内外联动的经济循环模式，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镜鉴。当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但不少是“连根拔起”式的整体外迁，不仅产能外移，甚至连技术研发和管理中枢都直接搬离国内，最终甚至可能动摇国家经济安全。日本的经验表明，全球化布局必须服务于本国的经济良性循环，而非形成对立。日本通过企业海外扩张获取利润，再将资金投入国内建设，实现了企业出海果实的本土分享。这启示中国企业在出海时，应同步考虑如何将海外收益更好地引回国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避免出现资金和产业过多流失的“空心化”风险。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拥抱全球市场的同时巩固国内的经济根基，形成内外联动的健康经济循环。

最终分析结论：

在“1.5个循环”的新格局下，中国可以以企业“出海”为抓手，借鉴日本经济的内外联动经验，把外循环真正转化为国内发展的新动能。内外循环相辅相成，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地缘竞争中筑牢经济安全网，避免资本单向外流带来的“空心化”风险，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韧性。（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