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近年来，随着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入智能化时代。自2017年三部委出台《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以来，在政府主导下，全国各地纷纷打造了多批次智慧养老示范企业、智慧养老示范街道（乡镇）和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理论上，智慧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以养老数据信息的收集和运用为基础，以技术化手段提高养老服务质量，降低养老服务供给成本，不仅为解决我国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也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集约化发展。

然而，根据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在中西部地区多地的实地调查显示，在“政府主导”下，当前中西部地区县域智慧养老项目有些一厢情愿，大多是学习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更多的是一种寻求项目支持的噱头，脱离本级财政能力、老年人基本需求以及市场化服务能力，暴露出可持续性风险，更奢谈相关经验推广。因此，中西部地区政府在推进智慧养老项目时要进行充分的项目调查与论证，防止遍地开花，浪费大量有限的养老资源。即便进行试点，地方政府也要周全考虑，控制风险。

首先，智慧养老项目资金投入非常大，和中西部县域社会财政能力不匹配。智慧养老平台主要包括建设成本与运营成本。前者主要包括场地建设、硬件设备以及软件成本等三部分；后者主要包括人员、维护以及服务等三部分。其总体成本很高。根据艾瑞咨询《2026智慧养老成本报告》显示，尽管政府补贴覆盖30%的初期建设费用，但智慧养老系统年均维护成本高达80万-120万元（含软件升级、设备更换、技术培训），折合每张床位隐性年支出5000元。

以华北A县为例。其智慧养老项目被写进了当地民政事业“十四五”规划当中，2021年立项、将于2022年竣工，总投资共计3000万元，其中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2400万元，地方配套600万元，主要内容是建立全县范围内老年人服务大数据平台，具体内容包括对辖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信息采集、身体检测、家政服务等，重点打造养老服务平台，实现现代化15分钟城市养老服务圈。

目前当地县级财政收入仅仅约40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0多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即土地财政目前收支几乎相当。然而，目前每年财政支出高达110亿元，本级财政负债上百亿元，进项不多，硬性开支事项却不少，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在国内外形势严峻下，随着经济持续的疲软，当地经济收入持续提高更是不易，而后期的平台维护的成本难以依靠自身的经营实现盈利。一旦上级政府“断奶”，智慧养老项目极有可能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负担。

其次，智慧养老服务内容“华而不实”，与中西部县域居民养老需求和家庭支付能力不匹配。目前，国内的智慧养老呈现出明显的“技治主义论”、“唯技术论”取向，大规模宣传和推行各类高科技、智能化、数字化设备，如机器人服务、高端智能手表等，存在“重技术、轻需求”现象，缺乏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输送路径，导致供需之间出现较大的结构性偏差，陷入有供给，没有需求的“尴尬”现象。

在中西部县域社会，城乡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主要根据自理能力来进行调整的，具体来说，家庭自养是目前主要的方式，接着就是老伴互相照料，最后才是子女照料。从目前来看，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包括基础生活支持（送餐、保洁）和紧急救助服务。总体而言，这些大体可以实现自我满足。所谓的智慧养老项目中的一键呼叫养老服务，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大多数需求属于项目方自我想象出来的“虚假”需求，并非当地老年人群体真实诉求的表达。毕竟，老年人使用非常少，甚至说根本不需要。即便设置，也是空置。

同时，对绝大多数县域社会老年人群体而言，其家庭积累大多用于支持子代家庭再生产，自己多省吃俭用，尤其是农村老人和城市普通家庭老人，几乎没有多少可用的“闲”钱，市场付费能力较差，关键是受数千年的小农经济与家庭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下，我国老年人在能够基本自理的情况下，额外向市场付费积极性不高。

因此，由于智慧养老的服务成本过高、设备适老化不足等，60%养老院的智能设备使用率不足50%，西部某县养老院的AI护理机器人沦为“老人晒太阳的板凳”。即便在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其智慧养老总体使用率也仅为46.2%，使用率最低的社区为15.5%。

最后，智慧养老实施缺少配套支持，与中西部县域养老服务机构的相对空白不匹配。智慧养老项目的有效实施，必然需要相对成熟完善的养老服务市场或服务机构做支撑。否则，建立起来的智慧养老平台，却难以提供相对应的服务那就很“尴尬”了。

按照项目的理论设计，智慧养老项目如想要顺利运营，必然要求有足够的养老服务人员和机构入驻。假设在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当老年人作为需求方发出需求信号时，通过智慧平台，养老服务人员或机构作为供给方才能及时有效响应，提供相对应的服务。

不过，在大部分类似A县的现状往往是，一方面，县域社会中缺少相对充分成熟的养老服务市场供给，包括相关的专业服务人才、服务资源，比如52.9%失能老人无法获得适配的专业照护，智慧健康监测与基层医疗资源衔接不足；另一方面，少数具有真实需求的老年人往往又面临严重的数字鸿沟，短期内难以破解。已有研究也发现，由于老年用户对于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低、参与意愿差，智能设施设备的闲置率较高。

此外，智慧平台只是进行基础数据的整合，无法进行专业化的数据分析，沦为一个数据记录器。根据调研显示，有工作人员直接反映，现在所谓的数据整合就是给养老院里的老年人做一个健康档案，政府检查的人也会看他们的平台，每天会有专门的值班人员往里录入数据信息，但是这个数据怎么分析，他们也不是专业的。

总的来说，中西部县域政府积极推进智慧养老项目主要是受到少部分发达地区理念和话语影响，叠加片面追求“常规业务出新，创新业务出彩”的政绩观，脱离了地方财政支付能力、当地老年人群体需求和家庭支付能力以及在地化运行的基本经济社会基础。这可谓一项典型的投入不低、获得感不强且缺乏基础的低效、甚至无效的“高大上”项目。

实际上，何为先进理念与技术是值得质疑的。“高大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最合适的，最能解决问题的，才是最先进的。在国内锦标赛体制下，中西部县域政府申请智慧养老项目极易“争先恐后”，形成一窝蜂现象。因此，更高政府层面要及时地进行刹车，缩紧智慧养老项目审批，避免遍地开花，造成大量的有限的养老资源的浪费。

总之，“十五五”时期，中西部地区推进智慧养老要慎重，宜慢不宜快，循序渐进，需量力而为，切莫揠苗助长，覆水难收。

最终分析结论：

在锦标赛体制下，智慧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在全国如火如荼。然而，在“政府主导”下，当前中西部地区县域智慧养老项目，大多脱离本级财政能力、老年人基本需求以及市场化服务能力，暴露出可持续性风险。因此，中西部地区政府推进智慧养老要慎重，宜慢不宜快，需量力而为，避免遍地开花，浪费大量有限的养老资源。（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