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随着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逮捕，少林寺多年来的种种乱象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个昔日清修禅林，今日已俨然变成一座披着宗教外衣的商业帝国。在“文化产业”包装下，少林寺的宗教功能被不断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经营活动。寺内大量举办武僧表演、祈福敲钟、灯会祈福等活动，将庄严的宗教仪式异化为面向游客和信众的盈利秀场，不仅以高价门票获取收益，更通过所谓“开光”、法会、“祈福供灯”等形式贩售虚幻的精神安慰。种种“开光护身符”“功德捐款”“高僧祈福”等宣传语，把佛教修行为俗化为可消费的“服务”，形成一条通过贩售“灵力”满足世俗焦虑的商业链条。

少林寺的种种乱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蔓延，其背后根本在于中国社会中大量低认知群体的持续性支持。在我国，低认知群体的扩张，与过去数十年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和治理错位密切相关。城市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不断扩张和“现代化”，但其人口结构、社会行为、公共治理乃至文化认知层面，反而出现了惊人的“倒退”或“停滞”。自1990年起，农村年轻人向二、三线城市迁移的规模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年轻人迁移至二、三线城市的数量相对有限，每年大约在几十万人。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一数字迅速攀升。到了90年代中后期，每年迁移的农村年轻人数量已超过百万人。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0-2010年这一阶段，迁移规模进一步扩大，平均每年有超过300万农村年轻人选择在二、三线城市落户生活。

当大量农村人口进入了城市后，他们并未完成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深层转变，而是在城市的“壳体”下完整保留了乡村意识，导致公共空间中弥漫着落后的生活方式，强化了迷信崇拜、群体性焦虑等现象，也为情绪化、反智化内容的传播提供了土壤。需要指出的是，低认知群体不应被简单归类为“无知”或“贫困”，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因此，一些看似“富裕”的群体，如部分暴富商人、明星和投机者，也常常在科学和文化素养上处于低认知状态。尽管他们拥有可观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却依赖传言决策、听信网络谣言、缺乏基本的政策理解与风险意识，在认知层面上实质与低认知群体没什么不同。

在流量经济时代，这些低认知群体已被互联网平台精准定位为“易变现人群”，成为内容制造者争相争夺的对象。他们的注意力、情绪反应乃至盲目跟风行为，构成了数据驱动商业逻辑的基础。平台通过算法将社交媒体变成“情绪迪厅”，不断向用户推送他们“看得懂”“看得爽”“能共情”的内容。正因如此，低认知群体制造了大量乱象。例如，不少放生组织打着积德行善的名义，拍摄了许多组织大量放生行为的短视频。这些无脑的放生行为实则破坏生态系统，甚至人为制造“捕捉—买卖—放生”的灰色产业链。而放生者以及这些短视频的观众大多坚信“放生有福报”，而不愿了解科学常识或生态规律。再比如大量民众将塑料衣架、玻璃瓶、微波炉盘子当作“宝贝”，拿到鉴宝节目现场让专家鉴定。而且这些被称为“国宝帮”的大爷、大妈在得到“赝品”的鉴定结果后，还会破口大骂，无理取闹，动辄声称祖传宝贝已经有200年了，甚至当场动手威胁专家。

更有甚者，许多高学历的低认知群体开始利用AI算命进行消费决策。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34岁的大学讲师王女士曾为儿子的五行八字烦恼不已，过去需高价聘请传统大师，如今则转而使用国产AI模型DeepSeek，仅凭算法推荐就为儿子更名“曾乐安”，并声称新名字在平台上的匹配度高达96分。类似的情况并非孤例，北京互联网公司职员纳宝称，DeepSeek不仅准确描述了她的性格与运势，还推荐她购买海蓝宝石以平衡五行元素，结果她为此花费了1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一颗6克拉宝石。另一位北京居民马女士也表示，DeepSeek对她喜欢与厌恶的城市预测完全符合个人经历，而26岁的艺术从业者LV（化名）甚至依照AI建议购入划船机来改善家中风水元素平衡。

对于上述情况，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曾经指出，这样的经济社会生态，实际严重挑战了传统上崇尚稳健、真实、严谨的社会文化体系，进而形成了“流量第一”的快餐文化，让低俗成为决定性的主流，让整个社会实际进入一个降维社会，从高维走向低维，从“乡村的城市化”变成“城市的乡村化”，实际在文化和知识层面造成了逆向发展。从当前的趋势看，这些规模庞大的低认知群体，大有淹没正常认知群体的势头。当中国的消费需求被如此低端的消费观裹挟后，“反内卷”和“促消费”政策执行起来都将力不从心，最终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在面对低端消费需求的冲击下，企业除了加大“内卷”力度别无其他生存之道。流量时代的低端消费需求的核心特征是对价格极端敏感、对品质缺乏辨别能力、对品牌忠诚度低，追求即时满足与感官刺激。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面临的不再是如何通过品质竞争树立长期品牌，而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以最低成本抢占用户注意力与购买决策权。在流量导向的电商平台和内容平台生态中，流量即生存空间。因此，无下限地压缩成本、牺牲质量、迎合情绪，就成为许多企业获得曝光、赢得转化的唯一可行路径。这一逻辑不单单停留在企业的社交账户中，还会进一步渗透进生产、营销乃至价值观塑造的全过程。在供应链端，企业通过使用劣质原材料、简化工艺甚至压榨劳动力，以降低单位成本；在营销端，利用虚假折扣、情绪化话术、伪装成“良心商家”等手段，刺激冲动消费；在品牌建设端，则借助网红话术、“国货崛起”“民族自豪”等叙事手段规避用户的品质判断，把原本应靠产品实力建立的信任关系转变为流量催眠下的短期成交。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成本内卷”并非企业主导的供给侧“内卷”，而是互联网平台打造的流量算法与低认知消费环境共同制造的需求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开展的“反内卷”政策在面对这种“内卷”时，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曾经提出，中国想要真正“反内卷”，核心要依靠“精细制造”。然而，在流量经济催生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中，那些注重研发、服务和长远品牌建设的企业恐怕难以为继。

此外，互联网平台依托低端消费流量大打价格战，也进一步压降高端消费市场的生存空间。例如，近期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争夺外卖流量入口，频繁掀起补贴大战。美团、饿了么、京东等平台近期数据显示，7月初美团日餐饮订单突破1亿单，淘宝闪购日活用户超2亿，京东外卖上线4个月即实现多个品牌销量破百万。但狂欢背后，商家实际利润率被严重挤压。有加盟商透露，外卖订单实际到手毛利率普遍降至50%左右，部分非连锁商户甚至出现35%的极端情况。某头部茶饮品牌员工指出，大促活动打乱正常运营节奏，门店面临员工超负荷、品控风险等问题，堂食空间也被挤压。美团研究院数据显示，受外卖补贴影响，2024年餐饮业堂食客单价同比下滑10.2%，超80%的高端餐厅被迫降价。取而代之的是单价不到10元的“拼好饭”逐渐成为线上餐饮消费的主流。在这种模式中，消费者关注的只是“吃饱”“便宜”，而非食材新鲜、营养搭配或口味品质，对商家服务水平和食品安全漠不关心。这种消费导向会使得商家很难通过提升餐品质量、优化包装、提供个性化服务来获取溢价空间，只能被动陷入低价内卷。

因此，在流量经济时代，如何遏制头部社交媒体和平台企业利用低认知群体的“流量优势”，逼迫线上线下企业参加“内卷”，既是中国经济摆脱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也关乎中国社会能否避免降维社会的结局。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Conclusion Analysis）：

过去数十年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治理错位制造了大量低认知群体。在流量经济时代，这些低认知群体已被平台精准定位为“易变现人群”，并成为内容制造者争相争夺的对象。如何遏制头部社交媒体和平台企业利用低认知群体的“流量优势”，逼迫线上线下企业参加“内卷”，既是中国经济摆脱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也关乎中国社会能否避免降维社会的结局。（B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