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随着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无人车间”、“黑灯工厂”等无人生产设施迅速增多。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初步数据，在全球主要工业机器人市场普遍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逆天增长了5%，达到约29万台，占全球总量的54%。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指出，2025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近37万台，同比增长35.6%。

大规模的“机器换人”在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的同时，也显著减少了企业用工数量。例如，宝武集团位于西昌的智能化矿山采用无人自卸卡车和远程控制电铲，全矿仅需1200人即可实现百亿规模产能，而过去同等规模的矿山需要数千甚至上万人。黑龙江龙煤集团通过新建5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升级32项无人值守系统并更新1251台关键设备，使采煤机械化率达到99.5%，高危岗位人员压缩90%。安徽某新材料公司在数字化转型后，生产锂电池隔膜的班次人员从40人减少到32人，自动化设备的高效运转显著降低了人工需求。

产业的自动化升级往往伴随着大量低技能、重复性岗位被取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数据显示，部分企业自动化已替代40%的用工。例如饮料巨头娃哈哈将单条产线工人从200-300人缩减至个位数；台资企业富士康在2012至2016年间更是用机器人取代40万岗位。尽管难以准确统计产业数字化政策造成的岗位流失数量，但以东莞的“机器换人”计划为例，据测算该项目实施后制造业岗位流失数量约在7.1万至8.6万之间。

这些被取代的低技能工人多数将被迫流入更不稳定的零工经济。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2022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他们撑起了“零工经济”新业态。以中国将近9亿劳动人口来看，意味着每5个劳动人口当中，至少就有一位是在打零工。随着我国低端制造业的不断外迁，“零工经济”目前已吸纳了数千万至上亿失业低端产业工人。

在2024年7月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也可以看到许多案例。例如，文中提到一名来自成都的农民工原本在广东一家电子产品企业从事生产线电子元件组装工作，工厂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像他这种“不需要什么技术，很快就能上手”的岗位，用工越来越少，工资也降了，因此他不得不返回老家，在一家餐饮企业打工。另一位在南京的外卖员表示，自己以前干的活儿是在工厂给电路板拧螺丝。后来企业推行“机器换人”，“同样是拧螺丝，机器人不仅比人拧得好，还能24小时不停”，于是他选择离开工厂送外卖。

然而，即使选择了不稳定的零工经济作为最后的谋生手段，这些低技能工人也难以得到相对稳定的职业保障。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以近70岁高龄亲自冒着夏天的酷暑，在北京进行的田野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的外卖配送工作模式对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既要穿梭于高峰期车流之中，又要顶着高温、寒潮和极端天气完成定时定点任务，一旦超过40-50岁，大多数骑手就难以胜任现在工作的强度，这意味着现有快递等物流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已经熟悉的生活方式将再度面临改变。

此外，自动化趋势也已经逐渐威胁到零工经济的岗位。2024年7月10日，百度“萝卜快跑”在武汉市的全无人网约车订单量近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单日单车峰值超过20单，与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日单量相当。这一现象在武汉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群体内引发恐慌。有大量武汉出租车司机发出强烈抗议，称“无人车不应满大街接单”、“让底层人吃不饱”。而抖音上也出现了大量体验萝卜快跑的视频，称网约车司机即将被取代。网约车司机曾被认为是失业白领的“兜底职业”，却在无人驾驶的行业更迭叙事中显得岌岌可危。

尽管部分低技能工人被企业允许留任转岗，他们也要面对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例如，江苏某钢铁集团在对炼钢水渣抓取行车进行智能化改造后，此前一位40多岁的行车操作工被留任并转型为主控工。这位操作工为了适应从现场操作机器手柄到在办公室里操作电脑鼠标的转变，整整学习了大半年。然而，更多的企业则缺乏资源和动力去培训低技能员工适应数字化岗位。数据显示，上海40%的企业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投入占年度总预算比例不足5%，部分小微企业甚至不足1%，与发达国家企业平均10%-15%的投入水平相比，差距明显。此外，约25%的企业因担忧员工培训后离职，导致培训投资付诸东流，从而对员工培训持谨慎态度。此外，2025年初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报告也显示，近48%的技能工人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高强度劳动严重挤压学习时间。在线教育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制造业工人日均学习时长仅0.75小时，约78%的课程因加班中断。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自动化的冲击并非仅局限于低端制造业。以玉雕师为例，这个在大众印象中充满艺术感且收入颇丰的职业实际上正在逐步走向衰亡。AI设计和机雕的兴起对玉雕师的生存状态带来了巨大冲击。目前在中低端市场，机雕产品已占据65%以上的份额，挤压了大量手工玉雕师的生存空间。刚入行1-3年的从业者本就依赖基础工序谋生，机雕凭借高效、低成本优势，迅速抢占简单造型、常规题材的市场，导致他们订单锐减，月收入4000-6000元的基本水平都难以维持，不少人被迫转行。3-5年经验的玉雕师也受波及。他们虽能独立完成中等难度作品，但机雕精度提升后，部分传统题材作品被替代，收入波动加大，原本6000-12000元的月收入出现下滑，在广东四会等地，近三成小型作坊因此关闭。

陈功先生过去曾反复指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这些年数字科技进步很快，现在编写代码的人，要比过去多得多，数字化的工作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GDP的增长，但也减少了工作机会，加剧了竞争。陈功先生强调，归根结底，科技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他呼吁这一原则应该成为中国一切科技政策的基本原则，政策的科学性，就在于看到并全面审视可能存在的各种潜在问题，确保政策的客观有效，避免现实中的破坏性。

类似无人出租车和电商平台这一类可能大规模替代劳动力、破坏实体商业模式的技术，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采取审慎态度。反之，对能够创造新需求或提升安全性的技术（如智能驾驶），政策上则要给予大力支持。否则，往好了说是科技进步，效率提高了。往坏了说，就是工作机会减少，家庭收入降低，消费自然就高不了。所以，科技具有两面性，政策部门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归根结底，科技是为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是相反。

最终分析结论：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必须在鼓励创新与保障民生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当下面临的很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追求速度而忽视公平。因此，今后科技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而非单纯追求GDP增长。只有通过有原则和普惠式的科技政策，才能实现产业升级与社会稳定的双赢局面。（B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