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财政部在8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35839亿元，同比增长0.1%。这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年内累计增速首次由负转正。具体到7月，单月收入为20273亿元，同比增长2.6%，创下年内单月收入增速的最高纪录。从收入结构来看，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约82%，前七个月同比下降了0.3%，但降幅相比上半年缩小0.9个百分点。7月非税收入则增长2%，保持稳定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较大，中央收入同比下降2%，而地方收入则增长1.8%。这种分化背后，可能存在地方通过强化非税征管，来弥补税收缺口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收入的增长。

从税收的具体数据来看，7月单月税收增速达到5%，较6月增长4个百分点，达到年内的峰值。四大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增长3%、消费税增长2.1%、个人所得税增长8.8%，这些增速都比上半年有所提升。前7月企业所得税的降幅则收窄至0.4%，说明企业盈利有所修复。值得一提的是，装备制造业的税收表现亮眼，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的税收增长33%，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0.1%，电气机械器材业增长8%。这些增长表明，新质生产力和高端制造业正在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同时，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激增62.5%，主要因为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在回升。不过，税收整体仍下降0.3%，与非税收入的增长形成反差，反映出地方财政收入对非税渠道的依赖可能正在加深。

这些税收增长的背后，也源于价格与政策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降幅持续收窄，7月环比降幅缩小0.2个百分点，直接推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规模增加。正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表示，“PPI的增减会带来税收收入同幅度的增减。”另一方面，2024年底以来实施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提速等增量政策逐步见效，推动基建投资和制造业升级，从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税收增长。

不过，财政收入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值得关注。房地产相关税收仍在持续承压，契税下降15%、土地增值税下降17.8%，这与今年1-7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了4.6%的趋势相一致，反映出地产市场的调整仍然在持续。除此之外，进口环节的税收（包括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下降6.1%，关税下降6.5%，这表明外部需求和复杂的贸易环境仍对财政收入造成了一定压力。这些短板都在提醒政府，当前的经济复苏仍然较为依赖部分优势行业，基础还不够广泛。

在支出方面，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160737亿元，同比增长了3.4%。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9.8%，教育支出增长5.7%，卫生健康支出增长5.3%，民生领域的投入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大幅增长31.7%，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的增长高达4.5倍，专项债资金的加速落地为基建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样的“增收增支”循环，也符合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逻辑，即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刺激总需求，进而带动税收增长。但需要警惕的是，当前地方财政压力并未缓解，一方面税收疲软，另一方面民生和基建支出责任沉重，可能进一步倒逼其依赖罚没、收费等非税手段维持运转。

那么，财政数据的改善是否意味着经济已经进入了稳定复苏的通道？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答案可能偏向审慎乐观。从宏观匹配度来看，上半年GDP增速为5.3%，而税收增速仍低于经济增速，两者之间的差距主要受到减税政策滞后效应和PPI负向拖累的影响。比如2024年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虽然短期内抑制税收增速，但也为企业带来长期的税源积累潜力。此外，装备制造业税收的高增长与消费服务业的温和复苏形成对比，说明目前内生动力的修复，还不够均衡。

实际上，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仍然不可忽视。首先，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没有真正改变。虽然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幅度有所收窄，但整体规模依然远低于2020—2023年的高点，地方政府的财力缺口，依旧需要依赖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其次，债务付息压力不断上升。今年1—7月，全国债务付息支出达到7573亿元，同比增长6.4%，这一增速已经超过大多数财政支出科目。再次，区域分化趋势更加明显。部分地方政府为填补收支缺口，可能通过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方式“增收”，这种短期行为可能加重企业负担并损害营商环境。如何在“加大力度、提升效率”和“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目前国内政策制定的核心难题。

在此情况下，安邦智库研究人员认为，财政政策的下一步应聚焦三个方面。第一，要提升资金使用效能。无论是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是专项债，都需要更快转化为实际项目和工作量，避免资金滞留。比如今年新增的1万亿元特别国债计划主要用于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领域，就必须强化项目的全周期监管。第二，要加快税制改革。近年来，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快于企业利润相关税收，显示出直接税比重上升的趋势。这为进一步扩大综合所得范围、完善专项扣除提供了空间，从而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第三，需要规范地方非税收入机制。避免通过运动式罚款、摊派等不可持续手段增收，转而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数据要素征税试点等市场化方式拓展财源。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财政收入增速的转正，只是一个阶段性信号，而不是终点。回顾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曾从1995年的10.2%一路上升至2015年的22.1%，但近几年又回落至16.8%（2022年）。这种起伏本质上反映了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的阶段性特征。当前0.1%的增速虽然显得微弱，但意义远大于数值本身，说明在经历外部冲击和内部结构调整后，中国经济正逐渐回到依靠自身动力增长的轨道。如果这一势头能够延续，财政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才能为国内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增速创下年内新高，固然是经济企稳的阶段性信号，但基础仍需进一步夯实。从政策层面看，应继续坚持“总量适度发力、结构精准优化”的基调，即既要通过财政支出保障就业和民生、稳定社会预期，也要通过税收政策引导资金和资源更多流向创新领域。正如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先生多次指出的，中国经济的韧性来源于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如果能够在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和防范风险之间取得进展，那么这股财政层面的“回暖”，就有可能孕育出更加持久的发展动力。

最终分析结论：

7月财政收入增速创下年内新高，标志着中国经济逐步走出调整期。不过，地方收入增长与税收下滑之间的背离，也揭示出非税收入扩张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行政性手段“增收”。展望未来，财政政策应继续聚焦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加速税制改革，并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手段开拓新的财政来源。总体而言，财政收入的回升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阶段性的信号，但要保持这一势头，仍需在结构优化和风险防控之间实现有效平衡。（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