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表示，未来城市的分化现象仍将继续存在。部分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面临要素流失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人口外流、土地资源闲置等现象。这样的城市可以被称为“收缩型城市”，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流失、资金外流、土地闲置等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些城市面临撤并或整合的可能性。这是国际规律，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并进行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收缩现象背后，还隐藏着一种被称为“公务员经济”的依赖模式。事实上，许多县城和地级市的经济运转已经越来越依赖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消费，其背后隐藏的风险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简单来说，由于这些地方产业基础薄弱，缺乏足够的企业和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只能通过财政发放公务员工资，再通过这些公务员的消费维持当地的经济运转。比如一些中西部的县城，普通公务员的月薪在5000到6000元之间，这些稳定的收入成为当地消费市场的主要支柱。

此前，有财经团队发布国内部分省市的“体制内强度指数”，这个指数衡量的是地区内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和国有企业员工缴纳公积金人数占当地全部缴存人数的比重。比重越高，意味着该地区对“公务员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市场化程度越低。数据显示，50座重点城市中，只有20座城市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33%，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经济并不依赖“公务员经济”。从分布来看，这20座城市除成都外，其余皆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包括长三角10座（上海、江苏5座、浙江4座），大湾区4座，京津冀2座（北京、天津），东北1座（大连），山东1座（青岛），福建1座（厦门）。相反，GDP前50强城市中体制内强度指数超过60%，对“公务员经济”依赖度最高的8座城市中，除了襄阳位于秦岭淮河线以南，其余都是北方城市。

宏观层面来看，“公务员经济”的依赖模式直接体现为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占据较高比重。有数据显示，在这些依赖度较高的地区，公务员家庭贡献了当地6成高端餐饮消费和4成学区房的购房需求。在一些中西部县城，公务员工资性收入甚至占到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以上，公务员及相关财政供养人员的消费，成为支撑当地服务业的关键力量。不过，这种依赖性极强的经济模式，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由于公务员体系的收入来源于财政拨款，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严重依赖土地出让和上级转移支付，使得其财政基础较为脆弱。一旦这两大收入来源受到影响，不仅将削弱政府的偿债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更会给整个地方经济带来严重风险。

这种“公务员经济”为何难以持续？最直接的压力源自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许多地方的财政状况已从曾经能保障6至8个月的公务员工资发放，缩减至仅能保障3至6个月，基层公务员的收入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此外，一些隐性福利如医疗补贴、绩效奖金等也在大幅削减，部分地方公务员年收入甚至从12万元降至8万元，降幅超过三成。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土地财政的退潮及城投债违约风险的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部分县的相关收入同比减少75%，财政压力愈加沉重。同时，由于大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支付公务员工资，一些西部县的公共预算中，保工资的支出占比高达70%以上，这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民生项目难以推进。

除财政压力，“公务员经济”还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以及腐败问题。比较明显的是产业空心化，除一些与公务员消费相关的服务业外，许多地方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比不到10%，这导致年轻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大量外流。创业环境的恶化也在加剧，由于公务员群体的“隐性权力壁垒”，市场化竞争受阻，地方的个体户数量出现下降。同时，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拉大，导致“躺平”文化和对公务员的仇视情绪逐渐蔓延。种种现象共同构成一个虚假繁荣的图景，背后隐藏着民营经济的萎缩和就业机会的匮乏。

如果将视野放宽到全国范围，这一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县城，许多地级市也难以避免。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本级收入占45.7%，地方本级收入占54.3%，但支出方面，地方政府支出高达85.7%。这种收支不平衡使得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2024年，财政转移支付达到10万亿，占中央公共预算支出的71.1%。随着土地财政萎缩和城投债到期，转移支付的压力越来越大，依赖上级资金支持的“公务员经济”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面对困境，地方的转型之路虽然艰难，但也必须寻求解决方法。在短期内，由于财政压力不断加大，地方政府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巧妙博弈，尤其是在保障工资和改善民生之间找到平衡。对于许多地方来说，如何在保持公共服务和社会稳定的同时，避免财政赤字进一步的扩大，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县域经济对全国的稳定至关重要。全国近两千个县和县级市拥有约2.5亿常住人口，占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如果这些地方的经济继续依赖财政支撑，同时因为预防腐败，而采取措施限制公务员的消费，这不仅会加重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还可能导致社保缴费基数上升、减税降费空间减少，最终影响所有城镇居民的生活。

事实上，很多地方的公务员阶层属于当地相对中上的消费阶层，如果简单通过行政限制来抑制这个中上阶层的消费，那么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明显将会很大。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认为，一种不算成熟的考虑是，按照“入口-出口”来划分公务员的收入与消费，控制收入的“入口”，放开消费的“出口”，构建“平衡消费观”，只要收入对得上消费，尽管消费无妨，这样可在防止腐败的同时，鼓励公务员消费，从而正面影响地方经济。

当然，从长远来看，产业振兴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产业升级导致收入增加，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还能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源，从而缓解当前的财政压力。

最终分析结论：

“公务员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当前国内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财政压力、产业空心化和社会收入不平等的背景下。建立“平衡消费观”的体系，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