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其核心理念是强调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责任。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人类是一种自由的存在，必须自主地创造我们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观。存在主义还认为，个人一直处于焦虑的状态。也有学者把存在主义的主要观点浓缩为三句话：存在先于本质、偶然荒诞、自由选择。

从历史角度看，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可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早在19世纪就为存在主义奠定理论基础。20世纪中叶，这股概念思潮就曾经在欧洲广泛流行。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皆是代表性人物。其中，萨特被认为是首位采用了“存在主义”这一名词并将其用于自我定义的哲学家。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在哲学领域之外，存在主义也影响了文学、精神分析及神学等诸多领域。

我们之所以重新讨论存在主义，并不是为了深究哲学层次的抽象定义，而是因为在当下世界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中，存在主义思潮再次显得深具现实意义。

安邦智库（ANBOUND）的资深研究员认为，每当转折、消亡、巨变的关头，存在主义就会再度崛起，因而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在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世界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的今天，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正在再度面临这种文化思潮的崛起！存在主义将会重新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流行的政策哲学。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为什么存在主义可以在今天被赋予重要的政策价值？这是因为当社会节奏加快、不确定性广泛存在的时候，人们在认同感、价值定位方面的迷惘，显然都会加剧。存在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呼应：个人通过自我意识能主动定义生命意义，重建身份与行动基础。因此，这将不再是一种哲学讨论，而是个体应对集体分裂和政策迷途的思潮工具。

回顾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历史，战争带来的破坏与死亡，让人们面对自由、死亡、人生荒谬的核心问题，这使得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等成为西方社会在那一时代的舆论焦点。这些人对存在主义的讨论不仅在学术圈，也在政治和文化运动中得到了回响。二战之后响彻西方社会的学生运动，无不受到存在主义中关于自由、责任与本真的回应。

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就是一个例子。在萨特等人关于“个体不被社会、传统或意识形态所决定自身定义”的主张下，法国学生反思日常秩序与等级结构，行动起来挑战学术体制和社会规训。这场运动和其背后的哲学思想还跨越了国界，引发了其他地方年轻人的响应。例如，1968年至1969年日本发生的“大学纷争”中，抗议学生便是萨特、加缪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信奉者。他们也热衷探讨更符合自己民族特性的思潮，比如日本诗人、评论家吉本隆明有关“主体性”的研究。

由此可见，上一轮存在主义热潮恰逢战争与制度崩溃后的代际觉醒。在那一代人身上，存在主义与社会运动彼此催化。

回到今天，我们处在逆全球化、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科技颠覆与新冠疫情余波的时代。虽然当下的世界与二战后并非同质，但却类似。现在也是全球秩序重构、经济动荡以及政治分裂层出不穷的时代。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存在主义在疫情期间重新走红，人们对“荒谬”“生命脆弱”“不确定性”有了更深切的体感。故而，今天的时代仿佛是产生这种抗拒生命荒谬的激进自由哲学的年代，存在主义或迎来复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问题在此语境下显得格外突出。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在宏观层面积累了跨代际的深层困境，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人口退潮、资源紧张、文化对立与债务窟窿。面对这些“沉陷式危机”，并没有现成而保险的答案，只能在未来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持续发酵，持续探索，持续解决。它们让社会的“未来蓝图”充满裂缝，也会让个体对前景充满迷惘。一个国家若要正视这些跨代际的难题，除了政策与资源的调整，还必须承认这种困境背后所带来的、四溢的精神荒诞。

这种荒诞最直观地体现在代际心态上。部分80后一代在独生子女体制下成长，许多人承载溺爱，却缺乏独立；他们曾努力，但更多是在“挣扎后的妥协”。一些90后沉浸在游戏化与消费主义的浪潮中，轻易逃避现实，成为“幻象中的一代”；他们的“口号式辞职”与“三和大神”的生存方式，折射的是普遍的无力感。至于00后的一些成员，他们成长于移动互联网的洪流，信息碎片化、理性匮乏，民族主义与躺平并存，愤怒与放弃交织。三代人表面差异巨大，但共同点是：面对社会荒诞和矛盾，这几代人中的很多成员都缺乏持久的理性支撑与责任选择，更多的是徘徊、逃避，甚至是自我消解和融化。所以，他们需要一种精神路径。

这正是存在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所在。它并不是虚无的哲学标签，而是对这种代际心态的深层解释：当未来没有清晰的图景，当发展与公平陷入矛盾之际，个体只能在自由选择与行动中重建个体意义。存在主义提醒我们，荒诞不一定可怕，可怕的是在荒诞中主动放弃了选择与行动，形成了“躺平”的现实。如果这一点缺失，中国社会很可能在跨代际困境中陷入精神性的失序。

因此，当我们讨论未来中国的社会与政策时，除了解决资源配置与技术进步的问题，也需要包括对个体精神的回应。存在主义在中国并非是对西方思潮的简单复制，而可能是一种创新性的转型。存在主义的回归，或许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在社会快速变化中，人们更需要主动构建个人意义体系；面对复杂挑战，个体责任意识可能会以新的形式体现；不确定性的生活中，人对荒诞会更加接受而非一味逃避现实。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对百年目标的追求，这一切都建立在存在的意义和解释之上。没有存在，这一切将会没有意义；为了存在，反复也将可以理解。存在就是为了适应荒诞，适应矛盾，适应未来。存在是竞争性的，并非轻而易举，存在是沉重的选择，但存在也是一种明天的胜利与成功。

最终分析结论：

我们重新讨论存在主义，并不是为了深究哲学层次的抽象定义，而是因为在当下复杂多变的大时代下，存在主义思潮再次显得深具现实意义。可以有理由地相信，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正在再度面临这种文化思潮的崛起！存在主义将会再度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流行的政策哲学。（Z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