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自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来，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关口，已不仅仅是经济增速换挡与产业升级的常规过程，更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基地调整。本质上，这是一次由根植于大陆农耕文明的生产性存量思维，逐步转向拥抱海洋商业文明的消费性增量思维的变革。这一转型不仅是突破内卷化瓶颈、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新周期的战略必由之路。早在2006年，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就前瞻性地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对海洋权益的需求扩张，而要扩大海权，首先需要强化海洋战略的主张与设计。

大陆文化的形成，深植于广袤的内陆平原和农业社会的历史经验。其精神内核是“守土”与安定，强调土地归属、世代传承、社会秩序和权力集中。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度成为维系庞大陆域和人口规模的制度支撑。在经济层面，大陆文化表现为以土地为核心要素的生产性经济，自给自足是其主要特征，财富增长依赖对既有资源的精耕细作。这种模式在稳定性上具备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导向内卷化竞争——在存量有限的条件下，发展只能依靠对资源的进一步分配与控制，商业与贸易长期处于附属地位。历史上的中国帝制王朝、印度次大陆的农耕文明，皆是这一逻辑的体现。面对因大陆思维导致的生产过剩困境，马尔萨斯曾提出“非生产消费者”理论。该理论主张培育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消费者”阶层，在当今时代，这一阶层主要起到吸收不断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维持商品价格、保障资本利润，进而使经济循环能够持续下去。换言之，马尔萨斯所揭示的生产过剩陷阱，其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相较于大陆文化封闭的生产逻辑，海洋文化并非简单等同于“与海洋有关的文化”，而是一套根植于独特地理环境、深刻塑造经济与社会形态的文明范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动态的扩张性与外向的交换性，与大陆文化静态的稳定性、内向的自足性形成鲜明对比。海洋文明发轫于海岸线、岛屿与航线构成的网络之中，土地贫瘠迫使人们依靠勇气、技术与协作走向海洋，从而孕育出冒险与开拓的精神内核。海洋的无限性消解了地理边界，赋予文明以全球视野，使其经济活动天然具有外向属性。

这些特质共同构成海洋文化开放型的经济逻辑，即以开拓为起点、交换为纽带、创新为手段、规则为保障，形成动态循环的发展模式。海洋文化在经济表现上始终围绕资本增值与非生产性消费的扩张逻辑展开，并随历史进程不断演进升级。

海洋文化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主要以地理大发现与海盗掠夺为代表。国家默许或支持下的海盗行动通过武力劫掠金银、资源与人口，直接完成原始积累。典型案例包括西班牙珍宝船队、英国“皇家海盗”德雷克，其掠夺的财富为西班牙与不列颠两个日不落帝国的商业扩张提供了关键启动资金。美国海军则从诞生起便带有私掠基因，自独立战争开始，私掠船就成了美海军对抗英国海军的主要力量。到1856年《巴黎宣言》禁止私掠制度，美国也因海军需求未签署，直至1907年美国正式签署《海牙公约》，美国海军才从事实上褪下了其官方意义上的私掠性质。

随着资本初步积累，商业垄断和殖民这一更具组织性的模式登上历史舞台。国家通过授予特许状，成立如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等特权企业。这些公司不仅垄断贸易，还拥有组建军队、签订条约之权，控制着关键港口、航线与稀缺商品（如香料、茶叶、瓷器）的供应链。商业殖民的本质是从直接掠夺转向对商业网络与市场的控制。以东印度公司为例，它通过在印度建立商业帝国，垄断欧洲香料市场，不仅进行经济剥削，还干预当地政治，以维护商业利益。与此同时，英国以《航海条例》等政策确保殖民利益回流母国，限制殖民地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巩固母国的主导地位。商业殖民推动海洋经济从掠夺式暴力向系统化商业经营转变。

随着贸易规模扩大、早期海洋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原材料供应过剩，非生产性消费群体不断壮大，其消费需求的释放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蒸汽机的改良与应用作为工业革命最关键的技术突破。蒸汽动力船舶的出现，彻底摆脱了航海对风力的依赖。这一变革不仅降低了远洋贸易的风险与成本，更使得大规模、定期化的全球海运成为可能。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进一步体现了工程科技与海洋战略的结合，极大地降低了帝国与殖民地的时间与贸易成本，强化了西方对殖民地的控制。与此同时，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得铁壳船逐步取代木船，船舶的坚固性和载货能力得到质的飞跃。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明则解决了远距离海上联络与商品信息流通的难题，大幅提升了贸易协调、供应链管理与全球贸易网络的布局。

这些技术创新共同构建了一个基于工业文明的全球海洋网络，使得原材料的全球采集与制成品的全球分销得以系统化、规模化运行。工业殖民的本质，正是凭借此类科技优势，将全球纳入一个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垂直分工体系。同时，在本土市场饱和后，面对生产过剩的压力，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国家，其经济模式逐渐从原始掠夺和垄断贸易转向开拓新市场、输出工业制成品。这些国家利用蒸汽机、纺织机、铁路等先进技术，向世界大量输出工业产品，同时通过技术剪刀差收割初级产品利润。海洋由此成为连接全球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速通道，深刻推动了现代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在此阶段，非生产性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对生活环境和日常消费的需求不断提升，科技与文化创新带来的增值效应逐渐超越传统工业生产，并逐渐出现了去产能的梯度转移。工业与技术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外溢，而核心主体则通过掌控金融与科技两大关键生产资料，用以调控市场供需，从而推动海洋经济向更高维度演化。

离岸金融是海洋文明演进至当代的高级形态，以继承海洋文化核心特质开拓、交换、创新与规则导向为基础。将海洋经济的逻辑从传统的物质贸易和生产活动升华为以资本流动和制度控制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这种演进体现了对海洋经济外向扩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极致追求，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价值链顶端。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提出，金融资本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后形成的垄断性力量，通过控制信贷和投资主导经济。离岸金融正是这一理论在海洋经济背景下的延伸：它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全球规则体系，将金融资本的控制力扩展到全球范围，超越了传统海洋经济以生产和贸易为中心的模式。在此阶段，武力与商品输出让位于资本输出与规则控制。其操纵手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金融霸权，即通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如美元和SWIFT结算系统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使美国能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全球经济，SWIFT则成为金融制裁的有效工具。第二是规则制定，即通过掌控WTO、IMF、世界银行及专业机构如国际海事组（IMO）、国际航运公会（ICS），制定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在贸易、金融与海事等领域建构制度性权力。第三是离岸经济，利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与加密货币、区块链网络等进行全球资本避税、调度与配置，形成隐秘而强大的金融网络，并最终凭借这些机制，以轻资产方式实现对全球资源的分配与控制。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发展海洋经济、拥抱海洋文化，不应仅仅局限于围绕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空间利用所开展的生产活动，比如渔业、船舶制造、海洋运输、海洋新能源等产业。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从“生产逻辑”向资本增值与非生产性消费扩张逻辑的转变。正如陈功先生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中国要拥抱海洋，那就必须让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国家！实际上，“全球国家”抑或是“区域国家”，这就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核心差异。目前，我国仍处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转型的初级阶段。如何实现从“存量内卷”迈向“增量开拓”，从浅蓝海洋走向深蓝，进而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路径，过程仍面临挑战。

最终分析结论：

自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来，如何发展海洋经济、拥抱海洋文化，不应仅仅局限于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这类生产性活动，更关键的是要实现从“生产逻辑”向以资本增值和非生产性消费扩张为核心逻辑的转变。如何从浅海迈向深蓝，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进而参与并重塑全球新周期，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这一切，都需要更具有前瞻性的海洋战略的顶层主张与系统设计。（H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