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对于促进消费，“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主要任务目标之一。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之中，“大力提振消费”成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居民消费增长在未来5年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的角色，基本已形成了共识。不过，有关如何“促消费”的争论却更为激烈。实际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促进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思路，有关如何促消费的争议就一直存在。有“补贴促消费”，有“投资促消费”、有“增收促消费”等等各种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从消费数据来看，各类政策加持之下，消费改善的情况并不明显，体现商品消费的社零总额增速在6月份达到高点后，逐月下滑；一线城市更是出现连续多月社零总额增速为负的情况，其中的餐饮行业更是一片“哀嚎”。这使得对于消费趋势和动态也有很大分歧，有“消费降级”，也有“消费下沉”；有对奢侈品的“理性消费”，也有LABUBU的“冲动消费”；有景区消费的冷清，也有“苏超”的火爆。可以说从消费政策到消费形态，都充满了矛盾和分歧。同时，这些新的变化和趋势也表明有关促消费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日前，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提出了“分配促消费”的观点。其表示，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有多方面，边际消费倾向低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基尼系数偏高也可能导致国民边际消费倾向变低。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也不在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而是在于政府功能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刘元春的建议再次引起争议，同时，这也意味着促进居民消费本身不仅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的问题，更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如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所谈到的，无论是各种消费政策的争议还是消费领域表现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变化，都预示着促消费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推动政策用力，而不是靠“刺激”就能见到效果。近期，粤财证券罗志恒同样谈道，国内居民消费不振，是因为在消费能力、意愿、供给与时间配置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制约。如果能够对于消费本身的情况有清晰的认识，则不难判断出，促消费恐怕并不容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除了“两新”政策提供短期消费补贴之外，需要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政策体系。安邦智库的资深研究学者此前曾谈到，中国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这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的转型，远不是什么“提升消费”就好了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就投资和消费结构的问题，“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立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其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此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的意见提出，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优质供给更好满足多元需求，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就此而言，在政策层面，对于推动消费，需要坚持供给侧推动消费供给端的升级和转型、进而释放消费的增量需求，从而摆脱当前消费端供需失衡的矛盾。这种供给端结构性改革的推动自然不是“逆周期”政策能够解决的。

不过，当前的问题在于，新消费供需的提升，可能并不能完全抵消传统领域消费的下滑，以增量稳定总量的空间有限。在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收缩的过程之中，其对于消费的负面拉动作用并不能忽视。刘元春也并不否认，房地产等周期性因素变化对于消费的影响。其建议，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那么，促消费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调整需要相协调，消费政策需要和“反内卷”等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合，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重新平衡。因此，促消费的目标之一，并非全面的消费扩张，而是需要重新建立需求与供给的平衡。

当然，有关社会分配的结构性问题，的确是制约国内消费率提升的一个长期因素。不过，解决这一矛盾，重点还是需要着眼于经济的增长和需求的扩大，以及财政的可持续性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而不能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思路进行存量分配。民生的改善，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需要和投资效率、经济效率提升相匹配，否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得中国经济进一步陷入“拉美化”的泥潭之中。社会分配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仍需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着眼于增量的分配调整，以消费需求的提升和扩张为导向稳健推行，而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解决问题。

就此而言，在投资和需求的循环作用和结构变化之中，消费政策最主要考虑的还是需要放在需求端。安邦智库资深研究学者不久前指出，四中全会将消费提升到“战略基点”高度，处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存量经济时代，投资拉动空间收窄，消费成为唯一可挖掘的增量来源。这一转变要求政策从“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向”。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表示，适配，就是消费品生产供给端主动适应消费趋势变化，从产品设计开始就精准匹配多元消费需求，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在质量、结构、效用等方面动态匹配。也就是说，老百姓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政策就引导鼓励企业琢磨什么、生产什么。就此解释来看，政策端有关增强消费适配性，同样是建立在需求导向基础之上的供给改善。同样，无论是改善民生、还是增加社会保障，实际上也都是释放长期消费需求，增加社会服务的供给。就此来看，如安邦智库的资深研究学者所言，过去“抓革命促生产”的短缺经济思维已经过时，未来需要通过消费升级激活存量资源，形成“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最终分析结论：

随着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促消费政策在宏观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不过，在目前各种消费政策的争论之中，居民消费的改善仍然有限。这不仅反映了消费提升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不断提示提高促消费政策的系统性愈发重要。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促消费需要转向“需求导向”，适应后工业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的需要。（W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