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随着2025年逐渐接近尾声，虽然近期中美之间达成了一系列的经贸协议，中国也在自美农产品进口方面做出了新的让步。但是，无论是美国政府的整体立场还是高官的具体表态都意味着，美国对华经济遏压态势并未出现实质性的转圜，中国经济的内外承压也依然不容轻视。此前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虽然有“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等表述，但是，公报阐述的内容也依然突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方面，也继续强调“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此前政治局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已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通过这些官方表述，有理由认为，未来的新规划大概率将继续以高科技制造业为核心，延续以生产端、尤其是制造业升级为中心的政策取向。这既是经济结构惯性，也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主线或仍将围绕产业升级与制造业强国战略展开。然而，在外部竞争压力与内部消费疲软的双重挤压下，“生产导向”的发展模式或正面临历史性的再平衡考验。

首先，外部竞争压力强化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导向。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生产端的扩张。制造业不仅是就业和税收的支柱，更是国家竞争力的物质基础。如今，这种模式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被进一步强化。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升级，尤其是周边地缘紧张局势逐步深化、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持续存在、涉俄油制裁逐步加码，全球产业链加速分裂的态势之下，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在关键领域保持“可控与可替代”，而这一战略诉求，直接推动了国家将更多资源集中于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国官方评论也多次强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革命与大国竞争交织在一起，中国必须在全球科技竞赛中占据“战略制高点”。

有新加坡知名学者也强调，制造业仍然是硬实力的核心。当冲突出现时，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服务业，而是制造业。这一判断几乎成为政策共识。无论是电动汽车、光伏设备还是新能源装备，中国在多数产业链环节已具全球领先优势。政策制定者自然倾向于继续加码这一方向，以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保持主动权。

然而，这种战略强化的结果，是消费和民生在资源配置中的相对边缘化。在未来的十五五规划中，虽然仍会继续提及“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等表述，但实际政策重点恐仍会集中在供给侧：高科技制造、先进材料、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将继续获得税收减免、信贷优惠与财政支持。与之相对应，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恐仍将缺乏实质突破，毕竟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也明确表示，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国家的战略选择——优先强化供给侧、稳住产业链安全——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几乎无可避免，却也因此延续了“生产优先、消费滞后”的结构性格局。

其次，内需疲软正在成为制造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词是“生产过剩支撑增长”，那么当前的关键词则变成“需求不足抑制活力”。在看似稳定的5%增长率之下，通缩压力、债务风险与消费低迷已构成现实的多重困境。

近两年，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负增长，价格下行的趋势已从工业传导至零售端。美团高管此前披露，餐饮客单价已回落至接近2015年水平。根据平台数据，2025年三季度全品类餐饮人均消费同比下降12%，新开门店跌幅达18%。快餐套餐从35元区间下探至25元，小吃类稳定在15元以内。如此明显的消费降级，反映出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消费心理保守化的双重压力。

与此同时，房地产财富的缩水削弱了家庭资产预期，疫情遗留的心理冲击降低了消费信心，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又迫使居民维持高储蓄率。结果是：即使有政策刺激，如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育儿津贴等，最终也难以撬动实质性需求。有分析指出，即便十五五规划可能在政策框架中提及社会福利，但“从通缩到再通胀的决定性转折仍然难以实现”。

从结构上看，中国的生产与消费失衡已十分明显。2024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达到31.6%，连续十五年居世界首位。然而，相关分析人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指出，2024年中国个人消费总额约5.53万亿美元，个人消费支出总额仅占全球的不足10%。就人均水平而言，也不足全球水平的60%。虽然这一计算方式的精准性仍值得商榷，但其也揭示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却不是世界主要的消费国。这种供需错配导致产能过剩、价格战频发、企业利润下滑，最终损害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性。换言之，生产体系越强大，其对稳定需求的依赖也越高，而需求端长期疲软则会反向削弱生产端自身的成长空间，形成一种“强生产—弱消费”的结构性互相掣肘。

消费不足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种信号——它揭示了财富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过去的增长模式将资源倾向于企业和政府部门，而非家庭部门。这在短期内推动了投资与产出，但长期来看却削弱了收入端的增长基础。一个缺乏强大消费能力的经济体，即使拥有先进的制造业，也无法形成稳定的内循环。因此，生产能力的领先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经济活力，除非政策能够推动财富更多回流至家庭部门，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链条中真正的主动力，而非被动承接的末端环节。

再次，从“生产驱动”到“消费驱动”：未来转型的关键在于收入与信心重建。未来中国经济的真正转折，可能未必会源于外部冲击，而是来自内部结构调整的必然。换言之，当外需增长不再足以支撑整体目标时，中国必须依靠内需——依靠居民收入与消费扩张——来维持经济活力。届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改革，将成为结构转型的关键支点。

当前的政策仍将延续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这一阶段无可避免，因为国际竞争仍然激烈，中国必须保持技术与产业链优势。但与此同时，若不在制度层面重建消费基础，制造业的“高质量”也将失去内生动力。因此，二者之间如何实现合理的政策平衡是关键。

这种平衡，首先意味着资源分配的再调整。未来的增长不能仅依赖投资和出口，而要依靠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改善社会保障、减少教育与医疗负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刺激消费的根本之道。其次，是消费结构的现代化。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与数字经济普及，新消费领域（健康、养老、智能服务、绿色家居等）将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最后，是政策认知的转变——应当把消费视为增长的“源头”，而非增长的“结果”。只有让生产成果回流到家庭，让家庭成为创新与消费的核心环节，经济的内循环才能真正自洽。这不仅涉及经济层面的再平衡，也是国家整体战略重心的一次必要调整，因为消费的扩张能够反向巩固生产体系，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更稳固、更持续的市场基础。

从历史上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实际胜利都发生在经济政治上较为落后的国家（如帝俄），因此，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在成立之后都有着十分强烈的生产力建设冲动，消费部门一直都处于被长期忽略的处境中。

从全球经验看，任何工业化国家都必须在某个阶段完成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变。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韩国在90年代、日本在80年代，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中国也终将走向这一阶段——只是转型的时点、节奏与方式，将决定其代价的大小。可以预见，或许只有当外需明显萎缩、出口难以支撑增长时，中国的政策才会真正由“生产优先”转向“消费优先”。那时，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补充，更将成为产业升级与社会稳定的共同基础。而越是推迟这一结构性转折，成本就越可能在未来以更大的波动形式集中体现，这也是为何当下的消费不足问题不能再被视为周期波动，而是关系长期稳定性的深层结构性挑战。

简单说，硬实力的追求以及服务战略方向，这是一种发展理由和方向，但这种理由和方向终究不能完全与社会经济相统一，“芯片再好也不能当饼干嚼着吃”，所以服务于硬实力的现行中国经济政策，终究将会面临一个平衡的大问题。这种平衡并非否定制造业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只有消费端的韧性和活力得到提升，生产端的战略优势才能在国内市场中获得持续支撑，从而形成稳固的双轮驱动。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如何重新定义“增长”的内涵。过去的成功源于生产端的奇迹，但未来的可持续性必须依赖消费端的重建。外部竞争要求我们强化制造业，内部平衡要求我们强化消费；前者关乎生存，后者关乎发展。只有当生产与消费形成良性互动，国家才能在动荡的国际格局中稳住自身的经济重心。十五五规划的真正考验，不仅在于如何继续制造，更在于如何让每一份生产成果，成为推动消费、就业与生活质量改善的起点。这或许，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含义。（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