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5-12-15
前几年,特别是在2024—2025期间,中国地理意义上的周边安全与地缘战略环境出现了自冷战后少见的深度收紧态势。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全面结构化,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安全政策同时加速外向化,使中国外部压力呈现出链式叠加效应。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供应链规则进一步强化;美国—日本—韩国的“三边机制”深化;菲律宾重新向美军开放基地;日本强化导弹反击能力并在接近台湾的地区部署导弹,其防卫开支预计也将会持续走高;印度则加速与美欧科技链、军工链融合,同时在边境地区维持高压态势。
与此同时,在邻近中国西部的中亚地区,因俄乌战争的外溢效应,一众中亚国家被迫调整战略,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明显强化与欧盟、日本、美国的供应链联系,中俄影响力格局出现微妙重构;东南亚国家虽然保持战略平衡,但在半导体、关键矿产与海上安全上也开始倾向于美国主导的秩序。南海地区的新安全动态更是让中国面临高频、持续的摩擦与博弈,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多次主动制造海上冲突事件,导致灰区(Gray Zone)对抗常态化。此外,泰国与越南在多个重大项目上,都没有选择与中国合作,其一系列行动都表现出对中国的戒心和警惕。
在上述背景下,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提出了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判断:“现在看中国的政治地理,东南西北,全部被包起来了,这是一个比历史上毛周时期,还完整的包围圈。剩下的唯一之道,就是与俄罗斯的融合,没别的办法。”他的这一判断可被视作地理学上对中国战略空间、周边结构性压力的再评估。
从学术角度解读,这句话包含三个隐含命题:其一,中国所面临的周边战略挤压已非局部性摩擦,而是体系性的压力重构,这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桶”;其二,中国的可选战略伙伴正因美欧供应链重组而在显著减少,使对外战略选择受到多重约束;其三,俄罗斯成为唯一具有“战略冗余”进而可供中国利用的外部变量。概而言之,虽然中国在全球南方、全球能源体系、全球供应链中仍具有显著影响力,但是作为地缘生存环境最为重要的地理周边,中国所承受的压力正在被结构性增加,因此相关挑战不容低估。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体系化收紧及其结构根源。
近两年中国所面对的周边安全压力并非孤立事件累积,而是由全球地缘秩序重构所引发的结构性连锁反应。其关键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印太军事同盟网络的成体系化、供应链地缘政治化对中国的外溢效应、周边国家自主安全策略的东移,以及俄乌战争对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
首先,印太安全架构已经从碎片化关系转变为“模块化网络”。美国不再仅依赖双边条约,而是构建由AUKUS、日美韩“三边”、美日菲三边、Quad以及印太指挥体系整合而成的区域安全系统。该系统以“对中国的结构性平衡”为核心逻辑,使任何单一国家的中立空间持续缩小。菲律宾对黄岩岛、仁爱礁的激进行动之所以具有战略后果,正因为其位于这一体系的前沿节点,能够在美国支持下频繁制造战略摩擦。
其次,供应链地缘政治化进一步侵蚀中国的贸易纵深。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产业政策强化了“政治化供应链”态势,韩国、日本、台湾被定位为半导体链的关键“友岸”,越南、印尼、印度则成为劳动密集和部分中端制造的新承接地。供应链的地缘政治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反映出国家安全与技术治理逻辑的融合,使中国传统的经济互惠式外交空间显著缩小。
第三,周边国家的自主安全策略正呈现出对华“软抵抗”态势。印度在边境冲突后全面调整战略,强化与美国、日本的合作;东南亚虽然寻求平衡,但在港口、数字治理、半导体封装等领域的对华安全审查明显趋严;中亚国家在俄乌战争冲击下担心被卷入新大国竞争,因而强化与欧盟、日本合作以平衡俄罗斯与中国。这些变化构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软抵抗”结构,使原有的多层次战略缓冲区变得更薄。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争使欧亚大陆安全环境发生溢出效应。俄罗斯被迫向中国倾斜,但这并未提升中国在中亚、东欧的战略空间,反而引发更多外部力量进入中亚地区。例如欧盟对中亚的政策力度空前加强,日本开始在中亚推进“供应链外交”,这使中国在其战略腹地面临新的竞争。
综上所述,陈功所指的“包围圈”,从学术角度应理解为“区域战略压力的高度结构化”,而非军事意义上的包围。其本质是政治、技术、经济、安全多重维度的长期竞合,中国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系统性更为复杂的周边,而非单一敌对阵营。
第二个问题是,周边承压下中国对俄战略靠拢的结构性动力与潜在挟制风险。
陈功提出的“唯一之道就是与俄罗斯融合”折射出一个不可回避的地理结构现实:在过去数年周边安全与供应链环境急速收紧的背景下,中国在外部战略资源和地缘缓冲区上的选择空间不断缩小,使对俄战略依赖呈现结构性上升态势。尽管中俄关系内部存在明显的利益差异与能力约束,但这些限制相对周边压力而言反而显得次要,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靠拢因此不可避免地呈现“由外向内”的推力,甚至潜藏被动受挟的风险。
首先,中国在西北方向战略缓冲区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从而被迫更依赖俄罗斯来维持欧亚大陆的基本稳定。中亚国家因俄乌战争的余震、美国与欧盟的深度介入,以及日本和韩国的新供应链布局而出现明显战略摇摆,其对中国的安全与经济合作不再具备过去那种“自然稳固性”。这意味着中国在欧亚方向很难单独塑造秩序,需要借助俄罗斯的存在来维持欧亚地缘结构不被外部力量全面重塑。换言之,俄罗斯的战略韧性成为中国的“间接安全外包”,即便这种外包并非中国本意。
其次,美国主导的印太军事体系正形成“高压封锁环”,迫使中国在东北、东海、南海三线同时承压,使俄罗斯成为唯一能够在军事、能源与战略纵深上提供“非西方支点”的大国。 随着日美韩军事一体化加速、菲律宾主动制造南海摩擦、印度在边境持续施压,中国周边呈现多方向、连续性、结构化的战略挤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大国在亚欧大陆北侧提供战略冗余,以减少自身在东部和南部方向的压力,这使“靠拢俄罗斯”从选项变为必需。俄罗斯越是被西方驱离,其对中国的地缘价值越大,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越能够以此为筹码在双边合作中强化议价能力。
再次,全球供应链重构与高技术屏蔽体系正在削弱中国的外部战略回旋空间,使中国在能源、贸易通道与地缘支撑方向对俄罗斯的依赖呈现制度化趋势,而这种制度化可能反向转化为挟制机制。在能源体系上,俄罗斯是唯一能够在长期、高量级、低成本条件下向中国提供稳定原油、天然气与战略资源的大国,同时也能为中国提供规避西方制裁体系的一部分金融与物流通道。随着欧洲、日韩与东南亚在关键技术与产业链治理上对华施压,中国在替代性供应链与外贸网络上的选择显著减少,使俄罗斯从“合作伙伴”逐步具备“枢纽化地位”。当结构依赖形成后,即便中国并不愿意被俄罗斯牵制,但俄罗斯完全具备利用其战略资源—地缘位置—政治联动性来强化其在双边关系中影响力的能力,这就是潜在的“挟制机制”。
综合而言,在周边战略环境持续恶化的条件下,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靠拢并非情绪选择,而是由地缘结构推动的“被迫靠拢”。即便中国并不愿意进入“附属性合作”轨道,但结构性压力却可能促使俄罗斯在双边关系中获得前所未有的议价权,使中国在某些区域议题、欧亚供能通道、全球治理立场上出现不同程度的被动。这种“结构性挟制风险”正在成为未来中俄关系中最需要严肃评估的变量。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在新地缘格局中重建战略主动性。
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确实在加大,但外部结构并非完全不可调整。中国的选择空间仍然来自其庞大的经贸影响力、全球南方的部分政治信任、制造体系的结构性优势,以及在多边领域的制度塑造能力。现在政治地理空间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总而言之其实就在于中国的战略主动性受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将会因为特朗普主义的存在,而存在有改变的机会,在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之后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可考虑通过三个方向重建在全球地理空间的战略主动性。
第一,中国应注重“多层级外交”以对冲“单一安全叙事”。当前的印太秩序高度军事化,而中国可以通过经济外交、绿色投资、人文交流等方式加强部分对外话语权。例如,中国可继续在东盟推进数字经济、跨境支付、绿色能源等合作,以重新塑造“非安全议题的互信结构”。在欧洲方向,中国需通过高端制造投资、供应链合作、气候技术协同来打开新空间,避免被完全嵌入“美式安全结构框架”之下。
第二,中国应深度融入全球南方的制度性合作网络。从中东能源投资到非洲基建,从拉美供应链到印度洋港口,中国拥有全球南方中最广泛的结构性存在。2025年中国在金砖扩容框架下拥有放大的议程设置能力,这为其提供了重新塑造全球经济规则的战略工具。这种制度性合作有助于形成不依赖传统西方体系的“全球战略缓冲区”,使中国的外部空间能够突破周边地缘限制。
第三,中国必须在技术基础设施和产业链中重建“不可替代性”。这一点实际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加剧了中国的技术自主化困境,但同时也促使中国加速建设新型产业体系。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在储能材料、绿电装备、电动车产业链、高端机械等领域具有形成全球“结构性掌控力”的潜力,进而为地缘政治提供新的战略杠杆。
中国的战略主动性并非来自单一伙伴,而是来自其在全球体系中构建多元、稳定、难以替代的复杂网络。在逆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高度动态的过程,需要中国把握机会,趁势而为。
最终分析结论:
陈功的判断高度浓缩、充满警示意味,是一种重要的“压力诊断”。他指出,真正决定中国周边战略空间的,不是单一伙伴的态度,而是中国能否主动构建一个跨区域、多领域、可持续、可迭代的全球战略网络。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传统军事包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能源体系、技术治理、跨国制度等多维空间的综合博弈。中国要保持战略缓冲区,必须以全球视野而非周边视野来理解自身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唯一之道”是通过制度化、技术性与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来抵消周边压力,实现自身的战略再平衡。(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