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是每一个关心经济的人，所必然要做的事情。早在2013年，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运用信息分析方法，做过一个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是会出现阶梯式的下降。在理想状态下，大致会每隔10年，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下降一个百分点，这样经过三个十年，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会来到5%，从而形成一个以消费为主的社会。最终的结果，呈现的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增长态势，这个结果被命名为“金字塔”模型。

事实上，对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属于基础性研究。概括来说，从2008年前后的两位数增长率，逐渐下调至如今的5%左右，这一长期趋势实际上改变了以往由投资主导、推动的增长逻辑，意外地开启了某种“去增长”进程。这样的判断，自然与当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几十年”的乐观预期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在彼时并未引起企业、媒体、社会乃至决策层的真正重视，至多只是“有所耳闻”。

问题在于，如今中国经济的“去增长”真的来了！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到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跌破“5%”阶段，直接进入“4%”的阶段。这条下降曲线相当陡峭，远比2013年时的预测更加剧烈——实际仅用12年时间，就走完了原预测需要30年完成的增速放缓过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处在明显而迅速的下行通道中，清晰表明实质上已进入“去增长”状态。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仅用12年时间就快速“消耗”掉了原本预留的30年调整时间与空间。这将极大压缩经济体进行良性调整的可能空间，导致经济体难以适应，失去缓冲与转型的机会。它迫使经济体像被压缩的空气一样，穿越被层层压减的阶梯隧道，带着巨大的压力，直接撞击经济下行调整的严峻现实。当然出现这种颇为出人意料的情况，也有一些人为的客观原因使得12年前的预测被提速，最明显的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加剧。

那么，到底什么叫“去增长”？这是指中国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变了。中国经济这盘棋，原来一切是以增长为条件的：外资愿意“冒险”待在中国；民营经济愿意坚持，有的还在想如何做大做强；财政能持续，因为只要有增长，就能卖地，财政收入就可以循环；家庭之所以能贷款买房、买车，能够消费，就是因为有未来的收入预期……所以，增长基本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如果出现“去增长”，就是去掉了这个充分必要条件，那就会有太多的事情，过去可以做，但今后谈不上了。所以，“去增长”是运行轨道的切换。过去是在一条熟门熟路的轨道上跑车，大家都很熟悉。今后则是在另一条轨道上跑车了，如果还用原来跑车的思路来指导一切，到了悬崖边以为还能刹车，却发现旧经验已经失灵，那就十分危险。

“去增长”也是一种“去梦化”。世人都知“美国梦”，但那是个人之梦。中国社会性质不同，但长期以来同样有着基于“增长”的集体梦想。如果增长不再，这个梦、那个梦也就失去了依托。基础动摇之后，任何梦想都不再会是过去的样子。

实际上，观察各类蓝图或规划，包括五年计划，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增长预期之上的梦想；今后这样的梦想，必将与过去不同。“去增长”还意味着发展事务性质的改变。我们常借助各种数据来解答经济发展问题、做出预测。然而，有时有理有据的数据分析，反而会掩盖内在性质的演变。从细微的年度数据看，去年、今年和明年或许相差不大，但这些数据难以反映性质上发生的根本转变。就像一个人认真答完了考卷上所有题目，却最终发现：他参加的是一场没有及格线的高考——考试的性质早已改变。

说到这里，可能仍存疑问。有人会反驳：不是还有几个百分点的增长吗？哪怕只有1%，也不能叫“去增长”吧？显然，这种看法过于狭隘。中国经济增速曾长期保持在两位数，随后降至个位数，而且并未稳住，而存在继续下行的趋势。用陈功先生此前的话说，我们仅用12年时间就走完了原本预计需要30年的增速放缓过程。那么，这减掉的到底是什么？减掉的是增长空间、发展空间、市场空间、利润空间、收入机会与收入水平！这种提前被消化的缩减的方式与速度，就是“去增长”！因此，不能简单地因为还有几个百分点的增长，就否认“去增长”的存在。实际上，当前留存的增速，本身已意味着原有增速被大幅削减。

当前政策层面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认知似乎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官方表态强调“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但另一方面，在制定年度增长目标时仍显示出对一定增速的执着。2025年前11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虽然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投资增长显著，但传统支柱产业如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消费者信心指数徘徊在低位，青年失业率依然承压。这种结构性失衡表明，单纯依靠少数新兴产业的点状突破，难以完全抵消“去增长”趋势下传统动能衰减带来的系统性影响。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去增长”环境正在重塑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民营企业面临“预期转弱”的挑战，投资决策更趋短期化和保守化。据2025年前11个月的数据，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国有投资，显示内生动能有待加强。居民部门在收入预期不稳的背景下，储蓄倾向上升，预防性储蓄增加，这使得消费这架“主引擎”难以全力发动。地方财政在土地出让收入萎缩和债务压力下，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进行增量投资的能力受到约束。这些微观层面的行为变化相互叠加，正在形成一种负向循环，进一步强化“去增长”态势。

面对“去增长”的现实，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需要超越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维。过去习惯于通过大规模投资刺激来“保增长”的模式，在投资效率持续下降的今天，其边际效应正在递减，甚至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当前的政策更应着眼于构筑与经济新常态相匹配的韧性社会体系，例如，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以稳定居民预期，推动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哪怕这意味着短期内增速会继续承压。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从追求增长的“速度”彻底转向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实际上，在此转型阵痛期，保持战略定力至关重要。根据安邦的模型推算，以100万亿GDP总量为基准，只要保持4%的稳定增长，8年多时间所累积的经济总量，就能与连续5年保持7%高增长所达到的总量相当。因此，行稳致远是正确的方向，不必总是追求高速增长。因为以往增长率“高消费”的存在，现在政策的焦点就必须从此前的如何拉高短期增速，转向如何为4%—4.5%的中速增长平台，构建一个稳健、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去增长”并不意味着大幅度的衰退或停滞，而是标志着一场增长范式的深刻变革。它将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发展逻辑、政策工具乃至社会心态。成功适应这种趋势，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摆脱“速度情结”与“换挡焦虑”，能否真正从关注“有没有”转向重视“好不好”。这需要一场从宏观政策到微观主体、从发展理念到价值认同的全面调整。若能顺利完成这一转型，中国经济将在增速放缓的同时，在后工业阶段实现发展质量的跃升，为下一阶段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在于能否回到过去的高增长轨道，而在于能否在“去增长”的背景下，构建起一个更具韧性、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价值，将不再由GDP增速的单一数字来定义。这是一条更具挑战性的道路，但也是通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