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随着我国进入深度人口老龄化，床位数量不足的问题凸显。吊诡的是，养老床位空置率却居高不下。根据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约为43.25%，即空置率将近60%。作为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民办养老院的养老床位空置率也很惊人。根据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在中部地区的实地调查统计，不少县域民办养老院的空置率也不低于50%，甚至不少超过60%。

这种普遍化的实际情况，不得不让人深入反思：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民办养老机构蓬勃发展，但在经营过程中并不顺利，甚至比较艰难。那么，它们到底遭遇到哪些困难呢？

首先，受到传统养老文化观念影响，老人偏向于家庭养老，不太认同机构养老。

我国老人的养老传统还是以居家养老为主，由子女进行家庭照顾。不管是访谈干部，还是访谈老人及其子女，很多老人都是不太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甚至有很强的抵制心理。除非万不得已，老人几乎都不会入住养老机构。根据《我国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Meta分析》一文的分析指出，目前我国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总体水平偏低，仅为16.9%。

在老人看来，进入养老机构远不如家里好，就像坐牢，不自由，也没有日常互相交流的朋友，相当于“等死”。实际上，从子女的角度讲，他们一般也不会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生活。即便部分家庭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也不会轻易将父母送到养老机构去。传统观念认为，送父母到养老机构生活往往被看作“不孝”之举。因此，他们会受到当地的社会评价的舆论压力。一名华北地区的副县长解释说，过去老人不愿意去养老机构，要在家养老，送老人去养老机构的子女也可能会被说“不孝”。实际上，在老人的观念里，一旦被送到养老机构，他们也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因此，只要生活可以自理，大部分老人还是偏好于家庭养老或居家接受相关服务，对于机构养老的认同感较低。在家里，使用任何东西至少都方便，自由，不陌生，有自己的朋友圈，也不会产生精神孤独。实际上，家庭自养成了当前老人的主要养老选择。即便有少量老人选择去养老机构的，基本属于不能自理的，且家庭没有子女或子女没有办法照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比如，在华北一座县城，当地很多家庭的情况是，青年人为了生活，以及供孩子上学，两口子外出打工。若老人不能自理，就得送养老机构。由此可见，传统居家养老的观念多么根深蒂固，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

其次，受到居民家庭养老支付能力约束，老人去不起费用相对高昂的养老机构。

在中西部县域社会范围内，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属于普通的打工者，收入来源有限，可支配收入大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家庭积累不多。根据国家以及省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而河南仅为31552元，湖北为36947元。其中，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而河南为21330元，湖北22580元。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限的家庭积累主要用于下一代的教育、结婚等家庭再生产事项上，面向老年父母养老的市场付费意愿和能力非常有限。

对于大部分农民家庭而言，民营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太高，他们根本承担不起。比如，中部A市在2020年前就有十几家民办养老机构，发展高峰期是2019年。2020年之后，这些养老机构主要在政策的支持下，采取公建民营的方式运营，目前有20多家。其中，一家民营养老机构收费标准是1400-2500元/月，全自理是1400元/月、全护理是2500元/月。由于农民的支付能力很弱，民营养老机构老人入住率不高，基本都不赚钱，甚至部分坚持不住已经倒闭。其中，A市已有3家大型的自建养老院其中2家倒闭。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县域家庭的支付能力稳定上升都可能面临困难。而在原本支付能力就不可能高的背景下，县域范围内的民办养老机构即便能够运营下去，其利润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难也没有动力去提供较高品质的养老服务，就容易陷入“支付能力有限—>需求低迷—>供给低质量—>需求不振—>供给低质量”的负向循环链条。从目前来看，这种负向循环将长时间存在，进一步制约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甚至不少养老机构闭门就是如此。平衡县域的家庭收入能力与养老机构的利润就是一个长期需要探索的问题。

最后，受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且风险大等影响，养老机构盈利短期还有限。

由于养老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培训员工等，养老机构的投资比较大，且回报周期一般比较长，通常在5年以上，甚至10几年。根据一位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养老机构负责人介绍，养老项目平均投资周期大约是7.5年。而该养老机构在2020年运营了一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平均每个月亏3万元，加上其他运营开支，一年就要亏三四十万元。不过，他之所以还能够持续运营，全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地方政府会给些补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购买相关养老项目可以找补。

类似的情况，在实地调查中绝不少见。据另一位在乡镇的民办养老机构老板介绍，2017年，他投了700万元建了养老院，2021年前额外又向朋友借了300万元投入进去，床位接近200张、入住了80多位，收支基本持平。还有一位较早成立养老院的老板表示，他自2013年成立养老院以来，先后投入了两三百万，目前还没有回本，只能做到收支平衡。由此，办一家养老院的投入并不小，短期回收成本也不那么容易。一旦没有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补贴，这些民办养老院很难持续运作下去。

实际上，还有个比较特殊的因素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由于前面讲到的传统文化的因素，凡是进入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大都属于高龄失能失智群体。因此，民办养老院管理难度很大，风险不小，稍有不慎容易引发民事纠纷，额外增加成本。

其中有一家民办养老机构，运营了七年多了，主要收纳的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就出现过民事纠纷。2021年，有一位老人近80岁，因脑梗引起偏瘫，行动不便，长期需人照料。由于其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该老人就被送到这家养老院，后病逝在这家养老院。两个儿子就老人病逝在养老院一事上扯皮，与养老院纠缠不清。还好，该养老院在子女将老人送入养老院之前已签署相关合同和补充协议，加上利用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进行调解，才得以解决。不过，这也大大增加该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县域社会的养老产业市场，既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又受到城乡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约束，还受到养老产业本身特点的根本性制约。不过，在当前家庭养老弱化的背景下，县域养老服务产业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也是居民养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安邦智库研究人员建议：

第一，政策上要继续给予一定的支持，涉及建设、照料等补贴；降低土地审批、金融借贷门槛等，重点解决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并且要能设法撑下去，不能让这个体系彻底垮掉。

第二，吸取之前的教训，调整养老院建设思路，一方面，避免那种一味强调“高大上”的建设思路，比如设施高端化、服务高端化等，而是要结合当地的养老支付水平，因地制宜，因需制宜；另一方面，避免那种过度集中的建设思路，而是结合老年人的居家养老偏好，适度集中。

第三，要充分利用县域内原有的各类资源，降低经营成本，一方面，涉及到硬件基础设施，比如闲置的办公楼、学校、商品房等；另一方面涉及到人力资源，比如充分利用各种照护力量，比如中老年。此外，还涉及到乡土熟人社会资源，比如人情、面子、邻居等。

总之，县域养老产业方向在于，如何平衡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三者的供需关系，培育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有限养老市场，从而为县域“低成本、高福利”的养老模式找到一个最有可能的实践路径。

最终分析结论：

在当前家庭养老弱化的背景下，我国县域民办养老院蓬勃发展，但在经营过程中比较艰难，这既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又受到城乡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约束，还受到养老产业本身特点的根本性制约。因此，政策上要继续给予支持，因地制宜、因需制宜、物尽其用，探索“低成本、高福利”的养老模式。（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