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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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美国政治中，政治活动的组织，包括大选、抗议示威以及城市的治理等等，完全都是高度组织化的，犹如工程项目一样。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所谓“社区行动”与“基层动员”早已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那样简单，而是深深地嵌入进一整套高度制度化、资金化、网络化的政治运作网络体系，因此了解和研究其组织网络和资金网络极为重要。
以现在明尼苏达州正在进行的反ICE抗议活动为例，美国民主党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捍卫612”（Defend the 612）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性的政治活动组织者，他们抓住移民执法议题所搞的政治抗议活动，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民主党的基层组织活动以及资金网络的运作。表面上看，这个名称中含有明尼苏达州电话区号的组织，是以“社区安全”、“邻里互助”的通常非营利组织形式存在的，表面上强调的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但在实际运作层面，其核心功能却是对美国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进行持续性监控、干扰与对抗，并通过系统化的组织培训与叙事设计和塑造，将地方层面的摩擦不断推向更高烈度的政治冲突，从而达到民主党的整体政治目标。
近期，两名参与“ICE监视行动”的成员——蕾妮·古德（Renee Good）与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因为故意干扰、威胁联邦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结果在对峙中相继丧生，使得“捍卫612”网络的运作方式，首次以极端后果的形式暴露于公众视野。
民主党政治运作的特点和设计，主要是利用该事件，在舆论层面迅速定性为“执法过度”、“ICE暴力”，让明尼苏达的众议员奥马尔站在前面，基层组织配合抗议，上下呼应，再通过主流的左翼媒体叙事，加以扩散，进而形成普遍的政治影响和效果。典型的如《纽约时报》对普雷蒂之死的分析，主要是塑造其个人受害者形象，构建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对象，使之成为“理想受害者”，然后再以多视角的视频瓦解政府叙事，甚至利用共和党的内部矛盾，引发保守派、独立选民乃至拥枪群体的态度转向，至少使其无法全力行动。
这种抓住“受害者形象”构建，然后片段化重组事件过程，激发大众情绪，再通过紧抓“有利点”的律师模式运作，使得政治聚焦于可期待的结果。这本是美国民主党一系列街头抗议活动的常见模式。不过，外界、外行和非专人士，极为容易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也更具结构性的恶性结果：这些死亡并非偶发的个人悲剧，原因是因长期将未经训练的普通平民，系统性地推入高风险执法场景所必然累积的结果。
在这一事件的进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和资金”的运作，因为没有资金的支持，政治组织与商业组织一样，是无法开展有效运作的，因此组织方式以及资金网络，就显得更为值得关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工作，通过有效的追踪研究，初步探索了美国民主党的资金体系和实际运作方式。
根据《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调查研究，类似民主党统管的“捍卫612”这样的组织运作，高度依赖加密通讯软件Signal所构建的多层级沟通系统，其成员在群组中实时追踪执法人员动向，分享车辆信息与数据库，协调所谓“快速响应”巡逻，并同步展开舆论与叙事层面的协同。这套机制并非是该组织的原创，实际是源自芝加哥“保护罗杰斯公园”（Protect Rogers Park）项目，并在2017年前后形成了成熟模板，其核心目标根本不加掩饰，即通过制造混乱、延缓行动、提升执法成本，使移民执法“难以持续”。这一模板经由组织化提炼后，被快速复制至美国多个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只是其中一个节点。
推动这一模式实现全国扩散的关键中介，则是以“核心州培训与倡导中心”（States at the Core，STAC）为代表的专业化培训平台。STAC的功能，不在于直接组织街头行动，而在于将地方经验包装为“可复制模式”，通过系统培训向不同地区输送活动操作方法与叙事话术。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冲突被有意识地放大为全国性议题，街头摩擦被纳入更宏观的政治叙事之中，从而获得持续的外界关注与资源支持。换句话说，这种运作方式，使得原本依赖自然情绪爆发的基层行动，通过专家群体的设计和组织化的协调动作，被转化成为一种可被复制、可被维持的长期运转机制，而不再是一次性的社会情绪释放。
这样的政治组织体系的运作，需要仰赖大量资金的支持，而这主要来自于美国民主党的长期“众筹”活动！在所谓美国进步主义（左翼）的政治生态中，高度发达的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网络，已经运作得非常成熟，一大批商业资本、著名金融家和商界人士卷入其中。
安邦智库的追踪研究发现，在民主党的体系中，类似阿拉贝拉顾问公司（Arabella Advisors）为核心的一系列基金平台，构成了这一生态的资金枢纽，并通过资金网络，实质控制美国的左翼自由派政治活动。STAC的重要财政赞助方霍普韦尔基金（Hopewell Fund），也隶属于阿拉贝拉体系之下，它们共同组成了被外界称为“暗钱网络”的平台结构。
阿拉贝拉顾问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埃里克·凯斯勒（Eric Kessler）创立，其本人曾在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过环境政策相关职务，与民主党的关系深厚。阿拉贝拉顾问公司管理着一个庞大的非营利实体群组，常被统称为“七姐妹”，其主力机构包括新创基金（New Venture Fund）、十六三十基金（Sixteen Thirty Fund）、霍普韦尔基金、风向基金（Windward Fund）、北方基金（North Fund）、望远镜基金（Telescope Fund）以及动力基金（Impetus Fund）。
相关调查显示，在过去十多年中，该网络管理与流动的资金达到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级别，长期为民主党进步议程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其运作模式充分利用美国税法与非营利规则，实现捐赠来源的高度匿名化，使资金在合规框架内具备极强的流动性与隐蔽性，因此成为政治资金运作的理想载体。资料显示，霍普韦尔基金现任主席是安娜·布劳尔（Anna Brower），曾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时期任白宫高级助理并做过纽约州民主党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Letitia James）的幕僚长。霍普韦尔基金则在移民、社区正义与执法监督项目上尤为活跃，直接为STAC等中介平台提供资源支持，确保群众培训体系与地方网络得以持续扩张。
在资金来源层面，比尔·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被视为阿拉贝拉体系中最重要的已知捐赠者之一，自2008年以来累计投入约4.5亿美元，仅2020年一年的捐赠规模据推算就达到1.27亿美元。这些资金名义上用于全球健康、教育与公共治理项目，但通过阿拉贝拉的结构性规划和安排，实际是用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与民主党的政治倡导议题形成了高度交织的关系，并在客观层面上支撑了霍普韦尔基金等反ICE网络的扩展。
尽管在消息面上，盖茨基金会已于2025年年中，悄然切断了与阿拉贝拉体系，但其十六年来的资金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因为它们早前实际已经提供了4.5亿美元的资金，此外利用其他未发现的渠道也是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另外一位容易被忽略的金融界大腕是沃伦·巴菲特，他的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同样为阿拉贝拉的网络体系投入巨额美元，尽管其公开议题号称是在“生殖权利”领域，但资金池的互通性，使其影响力自然延伸至移民与执法监督议题之中。至于在民主党内大名鼎鼎的乔治·索罗斯，他是通过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的网络进行捐赠，从2018年到2022年，已公开的数据显示，索罗斯向霍普韦尔基金捐赠了近17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政治组织与商业公司一样，不但有巨大而复杂的管理体系，也经常进行复杂的重组，实际操作并不比著名的大型投资银行和上市公司逊色多少。比如追踪研究就发现，阿拉贝拉顾问公司已将其核心的“财政赞助”（fiscal sponsorship）服务业务出售给了一家新成立的公益性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并且命名为太阳花服务公司（Sunflower Services）。与以往不同，新公司 Sunflower Services 由其原本服务的三个非营利基金会共同拥有并加以资助，分别是：New Venture Fund（新风险基金）、Windward Fund 和 Hopewell Fund。原有的阿拉贝拉顾问（Arabella Advisors）品牌将逐渐停止运营，但其240名员工已整体转入新实体，显然这就是一种“换壳”操作。此外，原来的CEO哈麦斯·贝斯（Himesh Bhise）还另行创办了一家名为 Vital Impact 的咨询公司，作为新的“壳资源”。这种操作很明显都是为了掩人耳目，为民主党左翼政治服务的。
通过对民主党政治资金的调查，可以发现，除了上述的盖茨和巴菲特之外，善于投机取巧的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也是重要的民主党资金赞助人。此外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以往偏向保守的福特基金会，该基金会在1974年进行了大转型，彻底脱离了福特家族的控制，早已经成为民主党最激进的自由派组织，也是最重要的民主党资金的赞助人。
重要的资金赞助人中还有，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他是eBay创始人并且通过 Omidyar Network 提供支持。还有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他是著名网络平台LinkedIn创始人，也是民主党基金会的主要财务支持者之一。在向民主党提供资金的基金会中，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重要的基金会还有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他们提供了多笔数额在 60万至100万美元 之间的赠款。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号称资助旨在应对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仇恨言论的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号称主要资助其税收政策倡议。还有大卫和露西尔·派卡德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等等，他们均向民主党控制的资金组织，提供了数十万美元到数百万美元不等的资金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对民主党的支持还包括有大量美国境外资金的支持。比较典型的是，汉斯约格·维斯（Hansjörg Wyss），他是一位瑞士亿万富翁，通过维斯基金会（Wyss Foundation）及其关联的“卑尔根基金”（Bergen Fund）向美国民主党提供捐赠资金。维斯曾经是全球领先的骨科医疗器械公司 Synthes 的掌舵人（曾任主席和CEO），现在长居美国，并且与索罗斯的关系密切，他曾经向哈佛大学提供了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所以哈佛大学长期持有激进左翼立场，完全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对哈佛大学而言，其实那都是“生意”。
这个汉斯约格·维斯（Hansjörg Wyss）绝非是什么干净磊落的人物，他与瑞士政府的关系密切，被瑞士政府誉为“杰出公民”。他控制的公司（Synthes）存在严重的丑闻，他们因非法在人体上测试未经FDA批准的骨水泥，并且导致了3人死亡。最后维斯本人虽然未被起诉，但这家公司的四名高管被判刑进了监狱。他对哈佛大学的捐助，实际也要结合进行的项目来观察，在冠冕堂皇的概念之下，也存在诸多的可疑之处。
从这些案例以及资金网络的运作来看，现在美国政治与资本网络是高度紧密绑定的，桌子下面的真正驱动因素和操作力量，远非表面上的法律、规则、数据、指标、图表、新闻报道所显示的那般简单和透明。所以，安邦智库将金融称之为“政治金融学”，将“地缘政治”列为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基础，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本性原因，因为现实世界在逆全球化的时代，的确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颠覆了以往的各种认知包括战后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
旧的已经支离破碎，新的尚未诞生。
至于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明尼阿波利斯反ICE网络所呈现的，并非单一城市的偶发现象，而是美国政治生态中的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趋势，美国民主党中存在的问题，共和党可能同样存在，互相比较的只是“底线的高低”（level of baseline），美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可能也同样如此。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生态问题，当然也是未来世界的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
明尼阿波利斯反ICE行动暴露出的是一套民主党操控下成熟运转的政治动员机制。它有稳定资金、有固定培训、有统一叙事，但真正冲在一线、承担风险的，却是“被动员起来的”盲目的普通人。在这个网络体系的背后，隐藏着大批目的复杂的资金支持者，代表并反映着现在更为复杂的世界。（ZZ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