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2025年12月20日，日本与中亚五国在东京举行“中亚+日本”对话机制（CA+JAD，简称“卡贾德”）首次首脑会议，这是自2004年日本发起该机制以来，21年间首次完成由外长级向首脑级的制度升级，会议通过《东京宣言》并启动“东京倡议”，围绕绿色与韧性化发展、互联互通、人才培养三大方向设定合作框架，同时配套提出未来五年实施总额约3万亿日元商业项目目标，并在峰会及同期商务论坛期间推动大量具体项目与融资安排落地。就此次首脑会议及此前的一系列动态来看，日本此次对中亚的整体布局呈现出“机制升级—倡议引领—项目支撑—金融配合”的系统性特征，但从结构层面看，其合作规模、地理条件与区域嵌入深度，尚不足以对既有中国—中亚合作机制和中国在中亚形成的经济与安全影响力构成实质性替代或根本性冲击。然而，正因为这一轮合作并非停留于象征性对话，而是开始向关键矿产、物流通道、金融工具与制度绑定等领域渗透，其潜在的结构性影响与长期外溢效应仍有必要予以重视和系统评估。

首先，日本—中亚合作对中国关键资源与供应链布局的潜在冲击。在资源与供应链层面，日本此次将“重要矿产供应链强化”置于合作体系的战略核心位置，明确围绕铀、稀有金属、镓等关键资源推进勘探、开发、加工及长期供应安排，其战略指向并不隐晦，即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关键矿产出口管制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通过中亚构建相对独立于中国的关键资源获取渠道，以降低对单一来源的结构性依赖风险。日本政府系机构与大型综合商社在哈萨克斯坦推进稀有金属勘探、首次从中亚进口半导体材料所需稀有金属，并通过JOGMEC、伊藤忠、三井等主体深化对铀矿与贵金属资源的长期介入，这些举措在方向上直接指向中国在部分关键矿种上的全球主导地位，客观上可能削弱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边际议价能力。

同时，日本强调从资源勘探、加工到物流和金融支持的“全链条合作”，也可能在中亚国家内部引导资源出口结构和合作对象进一步多元化，从而在中长期内提高中国获取部分关键资源时面临的竞争强度与制度摩擦成本。但需要看到的是，中亚资源开发在技术、资金、基础设施和市场消纳方面仍高度依赖既有中俄主导的通道体系，中国在规模化投资能力、产业配套完整性和下游需求吸纳方面具备明显综合优势，日本目前更多是在“补充型布局”而非“系统性替代”，其影响更可能表现为对中国形成外部约束和分散风险，而非实质性重构全球资源格局。

其次，日本介入中亚互联互通领域对中国陆路通道布局的影响。在互联互通领域，日本明确支持经里海连接欧洲的“中间走廊”，并通过官方发展援助、通关设备升级、数字化海关和人员培训等方式，推动不经过俄罗斯的欧亚物流路径建设，其核心目标在于降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对供应链的冲击，并在欧亚大陆腹地打造新的战略通道选项。这一路线在政治叙事上与西方对俄制裁和“去风险化”取向高度契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主导的中欧班列及相关陆路通道形成潜在分流关系。若相关基础设施持续改善，部分对时效、合规和政治风险敏感度较高的货物流向，确有可能出现路径多元化选择，从而在边际上影响中国在中亚物流节点和规则制定中的相对主导地位。

不过，从现实运行条件看，“中间走廊”在运能规模、运输成本、跨境协调效率以及气候与地理条件适应性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其长期稳定运作高度依赖多国政治协调和持续资本投入，短期内难以对经中国的成熟陆路通道形成实质性替代，对“一带一路”整体布局的影响更偏向于增加备选方案，暂时不会大幅改变主通道格局。

再次，日本通过金融与制度工具提升在中亚存在感的影响。相较以往较为零散的项目合作，日本此次在中亚明显强化了政策性金融、发展援助与制度化安排的协同运用，JBIC、JICA、多边工业银行以及大型商社同步进场，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重点国家推动总额数十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并通过成立政府间贸易与经济合作委员会、探讨日本投资者经济特区、制定面向2030年的合作规划等方式，试图将双边合作从项目层提升至制度层。这种以金融工具为抓手、以规则和机制为纽带的介入方式，有助于提升日本在中亚政策议程中的能见度与议题塑造能力，也可能在个别领域形成对日合作的制度惯性，间接挤压中国在部分细分领域的制度空间。

然而，与中国在中亚已形成的“贸易规模—基础设施—产业链—安全合作”多层嵌合结构相比，日本的制度介入更多集中于融资支持、治理改进和示范项目层面，缺乏广泛的产业腹地和市场吸纳能力支撑，其影响力更可能呈现为“点状强化、选择性深入”，而非在区域层面实现系统性扩展。

第四，日本—中亚合作的地缘政治含义及其对中国影响力的外溢效应。在地缘政治层面，日本通过反复强调中亚的“战略重要性”和“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并在中亚议题上与美欧保持高度话语协同，意在将自身中亚政策嵌入更广泛的西方战略框架之中，从而在中俄影响力高度交汇的区域获得一定战略存在感。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可能增加中亚地区大国互动的复杂性，使部分经济合作议题被赋予更多政治和阵营色彩，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提高中国推进务实合作时面临的外部干扰变量。

但需要看到的一点就是，中亚五国长期奉行多元平衡外交，其核心政策取向仍集中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风险分散，并不具备全面倒向任何一方的现实动力。对中亚国家而言，日本的介入更多被视为增加谈判筹码和合作选项的工具，而非全面替代中俄的战略依附对象，这在结构上对日本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外溢形成了天然约束。

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可以看到，日本—中亚合作机制的升级，对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并非体现为单一维度的直接冲击，而是一种通过资源供应、物流路径、金融制度和话语体系等多个边际渠道叠加形成的结构性扰动，其主要作用在于提高中亚国家对外合作的选择空间和博弈能力，尚不足以动摇中国在区域内已经形成的系统性优势、深度经济嵌入和长期合作基础。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中国推进合作的复杂性和协调成本。并且，伴随着日本议会大选后自民党“独大”格局的初步成型，日本后续在推动中亚布局的决心和定力不宜低估。

最终分析结论：

总体而言，日本与中亚首次首脑峰会的召开，标志着日本正式将中亚纳入其长期对外经济与安全布局的重要方向，其合作升级更多体现为在既有大国格局中“补位式进入”而非“颠覆式重构”。对中国而言，这一变化既带来关键矿产、物流通道和制度影响力层面的潜在竞争压力，也为重新审视和优化中国—中亚合作的结构与节奏提供了现实参照。未来，中国需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在能源、基础设施和贸易领域的综合优势，同时更加注重供应链韧性、规则对接与合作质量，妥善应对中亚国家外交多元化趋势所带来的新变量；在此过程中，以开放和务实态度看待包括日本在内的域外国家介入，防止将正常竞争过度安全化，在可行领域探索有限度的第三方合作与功能互补，反而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中亚的长期影响力与区域合作的稳定预期。（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