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古巴近期出现了一组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持续加大对古巴的经济与能源压力，同时又不断释放出“可以谈判”的信号；另一方面，古巴在承认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同时，也罕见地将“紧急改革”公开提上议程。3月中旬，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明确表示，必须立即推进对经济和社会模式中“最紧迫、最必要”的调整。随后，古巴政府陆续释放出一系列政策信号，包括扩大市场机制的使用空间、调整外资政策以及重新界定侨民在经济系统中的角色。把这些动向放在一起看，古巴当前推进的，并不是零散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套逐步成形、边界清晰的改革安排。

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古巴改革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安邦智库（ANBOUND）的资深研究员认为，古巴当前推进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度转型，更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过渡，而是在既有政治框架与意识形态边界之内，推动一场由高度计划经济向有限市场社会主义过渡的受控改革。这是古巴方面的决心和意愿，其核心特征，不在于放弃国家控制，而在于保持一党执政、关键部门主导权和社会主义叙事不变的前提下，引入一定的市场激励机制，重组经济运行方式，以缓解财政、能源、外汇与供给体系的长期压力。

当然，古巴方面的这些决心和意愿是单方面的，美国是否乐见其成，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从鲁比欧以及特朗普的一系列有关表态来看，他们更多的关注还是政治，也就是古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变化。两者的差距明显非常大，作为古巴移民的鲁比欧个人梦想，也未必得到特朗普的坚定支持，所以这个事情谈不成的可能性，大于谈得成的可能性。不过，古巴现在搞经济改革的愿望是迫切的，也是值得了解的。

首先，从已经落地或明确实施的改革来看，古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对既有运行体系的有限松动。最重要的一步，是私营经济的合法化与扩张。自2021年以来，古巴允许岛内居民设立和经营中小微企业，过去以个体户形式存在的经营主体开始向企业化经营转变；2024年非国有部门占零售额的55%，首次超过国有部门。这一变化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与此相配套的，是私营部门在外贸领域的有限进入。虽然多数情况下仍要借助国有平台开展进出口，但国家对外贸渠道的绝对垄断已被削弱。与此同时，古巴还推动了货币统一，结束了原有的双轨货币体系，并在现实层面不断扩大美元和其他硬通货的使用范围，通过MLC商店（特殊外汇商店）和外币交易体系，变相推动了局部美元化。价格与补贴也在逐步调整，农业生产和销售的自主权有所扩大。把这些措施连起来看，古巴实际上已经在消费、贸易、农业和货币几个关键层面，打破了过去那种高度封闭、配给化和僵硬化的旧平衡。

进一步看，这一轮改革的意义并不止于表面。货币统一，是为了减少内部结算混乱并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减少补贴和价格管制，是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并向市场信号让步；放松农业销售与定价，是为了应对食品短缺与供给失衡；扩大美元和欧元在特定场景中的使用，则是为了在外汇短缺环境下维持基本流通。也就是说，古巴第一轮改革的真正性质，不是“发展私营经济”这么简单，而是在用有限市场化手段修补一个长期供给不足、财政吃紧、外汇匮乏的经济系统。

其次，在已完成的改变基础上，古巴正在推进第二层级的制度变化。其中具有结构突破意义的，是公私合营企业这一制度的出现。根据3月初公布的新安排，古巴开始允许国有企业与私营资本组建合作企业。在这一框架下，企业在商品和服务供给、价格制定、用工安排以及薪酬决定等关键环节，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这意味着，市场化机制不再局限于国有体系之外的“边缘空间”，而是被引入国有体系内部，开始对其运行方式产生直接影响。从制度性质上看，这一变化已接近于一种早期的市场化国企改革模式，类似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放权让利”等方式对国有企业运行机制进行的调整。

与此同时，古巴对外资的态度也在发生更深层次的转变。2025年11月，古巴官方已明确表示，将考虑允许投资者以美元更自由地运营、直接雇佣员工，并参与房地产市场，以营造“更简单、更灵活、更透明”的投资环境。在此基础上，今年3月，古巴进一步将开放范围扩展至侨民群体，宣布允许旅居海外的古巴人，尤其是古巴裔美国人和其他侨民，在岛内投资并拥有企业。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明确将侨民纳入其中，意味着古巴开始重新界定这一长期高度政治化群体的角色——不再仅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对立面或单一的侨汇来源，而是逐步将其纳入资本、技术与外部连接的重要渠道。

在近期古巴的改革推进中，地方经济分权和金融局部放松的信号同样值得关注。过去古巴经济长期高度中央集权，而现在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多招商引资、发展本地产业和参与能源项目的空间，这意味着古巴正在尝试把部分增长责任和经济压力下沉到地方层面。金融体系虽然仍高度国有，但围绕融资渠道、外资合作、企业现金流和外汇使用的松动，已经可以看出制度缝隙在被一点点打开。总体而言，这些变化意味着古巴正在尝试重新构建一种“国家控制下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再次，古巴实际上还在释放更大范围的改革信号。综合最新信息，多个领域都已进入政策讨论或方向逐渐明确的阶段。其中，能源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开放最具紧迫性。古巴近年来持续遭遇严重能源短缺，大规模停电与燃料供应不足已成为常态，全国性电力中断频繁发生。由于燃料进口受限叠加电网老化，能源危机已从经济困难演变为影响国家基本运行的系统性问题，食品运输、公共服务和工业生产均受到冲击。在这一背景下，古巴开始鼓励私营资本和外资参与电力、可再生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并明确提出扩大太阳能、风电等项目投资，以降低对进口燃料的依赖。

其他领域的改革方向也值得注意。例如，房地产领域正讨论允许更大规模的开发、放开多套住房持有，并为外资与侨资参与城市更新创造空间；禁止行业清单的进一步压缩，意在让私营企业进入更多服务业与制造业领域；配套的劳动市场改革，则试图在用工、解雇和工资确定方面赋予企业更大自主权。与此同时，税制体系改革也被提上议程，旨在建立更系统的企业税与增值税体系，逐步替代高度补贴化、依赖行政分配的旧财政结构，为财政可持续性提供支撑。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古巴这一整套改革的关键，并不只在于它改变了什么，更在于它明确不改变什么。第一，政治体制不会发生变化，一党执政和共产党领导不会开放为多党竞争；第二，关键行业仍将由国家掌控，尤其是能源、金融、军工、战略产业以及外贸核心通道；第三，改革的官方叙事始终被界定为“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这些边界条件决定了古巴当前改革的根本性质：它不是革命性的制度转型，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保全意味的制度修复；不是体制更替，而是在既有政治框架之内对体制进行延展和调整。

也正因如此，古巴改革的最大难点，不在于政策清单有多长，而在于这些政策能否真正转化为有效的激励机制。私营经济扩大，若外贸、税制和融资无法配套，活力就会受限；外资开放，若政治与法律预期不稳，资本就会观望；侨民投资虽具有象征意义，但若产权保护与利润汇出渠道不畅，侨资也难以真正落地。这些问题的背后，正是政治控制与经济活力之间长期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美国的极限施压，恰好把这一矛盾推到了不得不面对的地步。美国正通过能源封锁、贸易限制、外交孤立和心理震慑，一步步压缩古巴的外部缓冲空间，在资源环境上濒临油尽灯枯，迫使它在更短时间内作出更深层次的让步。古巴在这种压力下加速改革，并不意外。真正的悬念在于，古巴的改革能否换取美国的谅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大概率一切将会如前，因为过去的古巴也不是没有改革，但那时古巴的改革并未赢得一个开放的环境，这对一切改革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所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开放环境，美国的筹码也恰恰在于这个开放环境，没有这样的开放环境，古巴的改革很可能还是会走向失败。

最终分析结论：

古巴当前构想和推进的改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度转型，更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过渡，而是在既有政治框架与意识形态边界之内，推动一场由高度计划经济向有限市场社会主义过渡的受控改革。（Z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