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已成为当前中央治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强调这一要求，并设立具体的压减指标。这也不仅是倡导勤俭节约的风尚，更是在经济面临长期压力背景下，必须坚持的财政支出原则。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两会期间指出，要用党政机关的“紧日子”换取百姓的“好日子”，确保“大钱大方、小钱小气”，把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不过，“过紧日子”对全国所有地区意味着同一标准吗？事实可能更为复杂。在不同地域，因资源禀赋与财政基础差异巨大，对“紧”的感受与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当政策从中央统一部署转向地方具体执行时，实际正面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拷问。

从宏观财政数据观察，近年来“过紧日子”的要求主要体现于三个层面：

一是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据财政部3月17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2025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61.24亿元，比上年年初预算下降5%。同期，全国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科学技术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支出保持较快增长。2025年，全国教育支出43417亿元，增长3.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416亿元，增长6.7%；卫生健康支出21446亿元，增长5.7%；科学技术支出12062亿元，增长4.8%。

二是在控制中央部门支出的同时，持续增加对地方，特别是财力薄弱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在切实保障部门基本履职需要的基础上，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2025年扣除科技、教育等重点刚性支出后，其支出基本实现了零增长。由此节省出的财力，被用于增强对地方的支撑。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预算达到10.34万亿元，2026年预算进一步增至10.42万亿元，连续多年站在十万亿元量级之上。

三是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腾出的资金用于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实施。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科技投入，2018到2025年，全国财政科技支出从8327亿元增长到12062亿元，增长约45%；2026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继续加力，全国科学技术支出安排近1.3万亿元，增长7.1%，更好支持科技自立自强。

虽然“过紧日子”常挂在嘴边，但真正落实却并非易事，其难点正在于巨大的地方差异。在国内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资源与财政基础不同，对“紧日子”的定义自然也不同。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对“紧日子”的理解都很不相同。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曾表示，虽然过“紧日子”可以作为政府普遍的自律工作要求提出来，其实，并不是哪里都有资格过“紧日子”的！有的地方、有的人说过“紧日子”，只是不喝参汤，改喝鸡汤了。但另外有的地方、有的人说过“紧日子”，那很可能就是吃糠咽菜、揭不开锅，就差乞讨要饭了！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地区经济差异不同。

近年来，在多重内外压力下，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普遍感到发展不易。但未来压力最大、困难最深的，无疑是经济基础本身就很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坦率的说，许多发达地区面临的是如何“过苦日子”的调整问题，而对部分中西部地方而言，在极端情形下或许将触及“有没有日子可过”的生存线。

这种巨大的差异，根植于现有的财政格局。在现有财政制度下，中西部的主要财力源自于中央的转移支付。以2025年为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045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963亿元，占比约43.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22082亿元，占比约56.5%。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7395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43034亿元，占比约1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4361亿元，占比约85%。2025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达10.34万亿元，占当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超过42%。这意味着，全国财政支出的85%花到各级地方身上，地方每花100元钱，就有超过42元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在西部地区，这种依赖程度更为惊人。少数经济落后的边疆省份，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甚至与本地经济总量相当。例如西藏自治区，2025年获得的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为2538.8亿元，而其同期本地生产总值仅为3031.9亿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5年获得的该项资金为3029.6亿元。即便是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省，2025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5853.9亿元，同年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预算（仅一般性部分）就高达4988.4亿元，若加上各类专项支付，依赖度更为可观。因此，直言像四川这样的经济大省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央财政的持续投入，并不为过。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转移支付的地方而言，“过紧日子”的内涵已发生根本变化。一旦宏观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导致中央财力增长放缓甚至收缩，对地方的输血能力减弱，那么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将首当其冲面临断流风险。这对于许多已债台高筑的地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将使其新增融资变得极其困难，更可能让存量债务的化解变得遥遥无期。不过，不少地区在思想上或许仍处于“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之中，并未做好真正应对的准备。

实际上，多年以来，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在中西部地区的田野调查中，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已经事实上破产，将财政包袱甩给上级政府进行“财政托管”；在另一些基层地方，连最基本的财政“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都做不到。近几年，随着地方财政恶化，部分地方政府甚至要靠专项债到位之后，才能去填补基本运行的窟窿。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这从侧面印证了基层财政的脆弱性。

2026年两会后的最新政策部署显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实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再创新高，达到10.42万亿元。这固然体现中央对地方的支持，但也进一步固化地方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路径。预算报告明确要求“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但对于那些转移支付依赖度超过50%、甚至70%的地区而言，“过紧日子”更像是一种来自上级的、与自身财政能力脱节的行政指令，而不是内生的财政自律。

大致来看，现在就政府部门的运行现状而言，就是在警戒线上徘徊，一种情况是自我维持，包括裁减政府部门，同时放弃政府发展目标，将发展责任交还给社会；另一种情况是大幅度增加上级财政的供给，基本维持现有政府部门的现状路径。权衡下来，这种警戒线上的徘徊时间其实也不多了，政策面必须早下决心。

最终分析结论：

对于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差、严重依赖转移支付的中西部地区，过“紧日子”可能意味着，它们将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和公共服务赤字状态，所谓的“紧”更多是财力匮乏下的被动紧缩。在中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现在，中西部地区普遍面临的财政困局和债务风险，是中国地方经济和地方治理更加真实且严峻的存在。当东部发达地区在讨论如何“精打细算”时，中西部许多地区仍在为“揭不开锅”而发愁，这种基于财政资源禀赋的“资格”差异，是“过紧日子”政策在落地时必须直面的矛盾。（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