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呈强劲增长态势，同比增长超过18%，实现了“开门红”。主要的增长点是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三样”高新技术产品推动，且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欧盟、美国等地区的出口均表现活跃，显示出较强韧性。话是这么说，但其中包含了“下面对上面”的猜度，经过了“话术”的包装。

含糊其辞的地方是“机电产品”与“高技术产品”，这两个概念的背后，已经就是民营企业的产品天下了。如果再把时间往后移，看看刚刚过去的2025年情况。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曾经指出，面对贸易战的不利局面，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在去年却增长超9%。他们认为，中国正日益成为“工厂的工厂”（factory to the factories），大幅增加的是智能手机零部件、处理器、存储芯片和锂离子电池等工业组件的出口，这些组件主要运往东南亚等经济体进行最终组装。

说白了，这还是中国经济中最有韧性的部分，民营企业的出口产品。正如《财富》杂志指出的那样，“未来我们购买的‘中国制造’商品或许会减少，但会有更多产品的内部组件是在中国制造的。”在困境中，支撑中国经济的是民营企业，还有民营制造。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这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增长部门。

民企不繁荣，中国难称富强。这是一个历经数十年讨论，却始终未能根本解决的老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尚处法律边缘，到如今贡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已然发生历史性巨变，但这是在往好的方向变，还是在往坏的方向变，依旧很难说。

长期存在的融资约束、税费负担、市场准入限制等问题，以及其贡献最大份额的就业，却仍面临政策性歧视的困境，虽然各界在持续呼吁，中央政策也在发力，但实际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原有的结构性裂隙，没有弥合，反而现在似乎陷入了某种“共识疲劳”的循环，大家认命了，等着看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增长部门，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话术笼罩下，渐渐地沉入深渊。

这个在绝大多数经济体中都非核心矛盾的问题，为何在中国持续存在？其背后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更触及深层的、结构性的、体制性的矛盾。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做的跟说的也不一样；表面的跟实际的不一样，实际的跟表面的也不一样。体制内外的区隔，始终存在，国有与民营，依旧是两个权力体系下的不同概念，只要这个裂隙没有消除，没有打破，那么一切照旧。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曾指出，中国经济是活在“权力森林”中的，政府、政策、国企结成密集的“权力森林”，这是中国当前市场上最重要的游戏规则。陈功先生指出，权力部门与增长部门现在存在一种对立关系！这是一种“收拾”与“被收拾”的关系，而且收拾你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压力可以来自四面八方，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标准还都合法合规，而屡见不鲜的“被收拾”新闻，不断印证着这一点，最新的报道是常州实业制造的“老大”恒立液压。

这些情况的真正原因，“当然不清楚”，但陈功先生所言的，“权力部门与增长部门的对立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现实关系意味着什么？看看数据，众所周知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深圳这类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民营企业占比可达全市企业总数的97%。即便在近期，民营企业的活力依然显著，例如今年前两个月，其进出口增速显著高于整体水平，占比持续提升。

说是中国经济有韧性，实际是民营企业有韧性，这句话并不过分。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不属于哪个地方所有，作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部门，它属于国家所有，地方政府只是代管，这个权力关系始终没有被重视，被摆正，因而各种“新闻”不断传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畸形权力意识导致的结果。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陈功先生指出的“权力部门与增长部门的对立关系”，实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一大根源性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进度，已显著滞后于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这同制度、政策及资源配置等领域存在的区别对待密切相关。本质上，民营企业的核心诉求并非特殊优待，而是两大基本环境保障：一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二是减少不当行政干预。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家曾呼吁，应逐步取消企业的“所有制成分”标签，将其统一视为市场经济主体，在税法与市场规则面前一律平等。这样的呼吁实际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只是说得不如陈功先生更清楚，直指问题的核心要旨。

现实情况的确往往更为复杂，政企关系有时被喻为“庙堂”与“江湖”，转型的期待，令人望而却步、望而生畏、望而止步。这种关系的特殊性，折射出民营经济在中国体系中既作为关键增长引擎，又难以获得完全平等制度对待的长期矛盾。

值得关注的是，法治建设层面已迈出关键步伐。《民营经济促进法》已于2025年5月正式施行，作为首部聚焦民营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它将“两个毫不动摇”的根本方针法律化，首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并确立了促进其高质量发展为国家长期政策。法律实施以来，中央与地方层面均在推进配套制度建设，但显然这是推进中的事情。从前述政策来看，国家层面的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否能够真正落地，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依赖型对立关系”的条件下，如何打破“权力森林”，重塑“江湖关系”，这不但涉及到政治上的决心和决断，还会涉及到众多权力部门的技术性壁垒，他们也有丰富的经验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现在许多民营企业家坦言，市场问题尚可应对，最棘手者常源于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客观的，这是体制决定的，横亘在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面前。就像东北一名官员对民营企业家的讲话，“你要我搞活一家企业，我很难做到；但要我搞死一家企业，那太容易了”！这是东北式的坦诚，也是现实环境的真实写照。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角色至关重要，实际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将会怎么做，也决定了只能这样做。在所有责任关系的问题上，这是“决定权力部门与增长部门对立关系”的最为重要的一点。

从发展趋势看，在中央提供“硬环境”保障后，地方层面的“软环境”建设尤为关键。但现实中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经济增长愈发依赖民营企业，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行为，甚至包括在特定名目下的举措，可能在事实上构成对企业活力的抑制。如果这种经济增长部门与行政管理部门间的对抗性张力无法化解，那么等于是要坚持“自我拆台”，中国经济现存的那点“韧性”，早晚也将不复存在。

服务好民营经济不是一句空话，不仅需要真实地给予他们“自己人”的定位，还要真正地尊重民营企业，并且要花费心思创造性地服务民营企业。杭州滨江区政府帮助海康威视在企业园区内办“嵌入式幼儿园”的例子就很有代表性。当地政府了解到企业的需求后，认真从服务企业的角度进行思考，最终通过合作公办的方式解决了企业员工子女入园难的问题。这种创造性的服务思维，正是“浙江经验”的关键部分。

展望未来，中国的民营经济需要获得一种普遍的“体制性国民待遇”，真正从体制上消除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血统”差别。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所有这些都是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努力，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消除深层的“血统”差异，民营经济将会依旧遭遇周期性的发展挑战。

最终分析结论：

民营经济的繁荣与否，直接关乎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当前，营商环境优化与法治建设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保障，但深层次的体制性、观念性障碍依然存在。关键问题在于“权力森林”的束缚，在“权力部门与增长部门的对立关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更加成熟、真正具有韧性。（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