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过去几十年，人们对全球人口问题的理解大体建立在一套相对简单的判断之上：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较快；富裕群体倾向少生，贫困群体则更可能多生。然而，近十多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数据正逐渐动摇这一传统印象。低生育率已不再只是欧洲、日本或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特有现象，而是迅速蔓延至拉丁美洲、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在各国内部的人口结构之中，背后折射出经济结构、社会规范与家庭观念正在经历的深层转变。

在一档讨论“婴儿荒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baby bust）的播客节目中，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赫苏斯·费尔南德斯-维拉韦尔德（Jesús Fernández-Villaverde）举出了一系列令人意外的案例，直接挑战了人们对“谁生得多、谁生得少”的认知。

其中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对比。维拉韦尔德教授在播客中调侃道，如果在美国大学校园里随机询问十位教授哪个国家的生育率更高，大多数人很可能仍会回答墨西哥。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根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INEGI）的登记数据，墨西哥2023年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约为1.60，而美国同期整体约为1.62——这是墨西哥生育率首次低于美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世界银行对墨西哥同期的估算数字为1.91，两者差异较大，但无论采用哪一口径，墨西哥生育率在过去十多年间的下降速度都远远超出多数人的预期：从2010年代初的约2.3至2.4迅速滑落，背后是城市化进程加快、教育水平提升、女性就业参与率提高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另一个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案例来自以色列。过去几十年中，以色列穆斯林群体的生育率长期明显高于犹太群体，这一差距甚至引发过围绕人口结构的政治讨论。然而这一格局早在2015至2016年前后便已悄然逆转，此后差距持续拉大。以色列中央统计局（CBS）的数据则更加清晰地呈现了这一轨迹：2022年，犹太女性总和生育率约为3.03，穆斯林群体降至2.91；到2024年（1-10月），犹太群体进一步维持在3.07，而穆斯林群体则继续下降至2.68。目前，前述逆转趋势已然确立，且在近年来持续巩固。

维拉韦尔德教授特别指出，这一变化的背后结构较为复杂。犹太群体整体生育率的相对高位，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极端正统派（哈雷迪）群体的拉动，该群体生育率长期维持在6左右的高位，尽管近年也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迹象。相比之下，非哈雷迪犹太女性（包括世俗和传统群体）的生育率则保持在约2.0的较低水平。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内部的生育率则出现明显下降，从1960年代的9以上降至如今的2.75左右，这一变化受女性教育提升、就业参与增加、结婚年龄推迟、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避孕措施普及等现代化因素驱动。

由此可见，传统上“宗教社会天然维持高生育率”的判断，也正在被现实所修正。这一逆转凸显出低生育率作为全球现象的蔓延趋势——即使在宗教或文化传统强烈的群体中，也难以完全抵御现代化力量的渗透。以色列的独特之处在于，犹太群体整体生育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仍属最高水平，但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哈雷迪群体的贡献，整体下行压力也在逐步显现。

类似的变化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同样加速显现。埃及的生育率过去接近4，近年来已迅速降至约2.3，若当前趋势延续，可能在数年内跌破人口更替水平——而联合国此前的预测，认为这一时间节点要到本世纪末才会到来。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的生育率同样已低于更替水平。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注意到，维拉韦尔德教授提供的案例也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数据表明，人口转型正在以更快速度扩散至传统认知中的“高生育率地区”。例如，智利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已降至约1.1，与日本等典型低生育率国家处于相近水平；泰国的生育率也已降至约1.0、1.2左右，接近欧洲部分低生育率国家的区间；从区域层面看，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生育率已降至约1.8，并自2015年以来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如果从更宏观的尺度看，目前全球已有超过半数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到本世纪末这一比例可能超过90%。全球平均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约5，下降至如今的约2.3，几十年间几近腰斩。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人口转型已经不再沿着传统“经济发展—生育率缓慢下降”的线性路径演进，而是以更快、更集中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维拉韦尔德教授认为，低生育率之所以成为值得关注的结构性问题，并不单单只是因为人口数量减少，而是因为现代国家的经济增长、财政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债务偿付能力，几乎都建立在稳定人口规模和持续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人口变化往往并非均匀发生，而是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化：核心城市继续吸附人口，中小城市和边缘地区则加速空心化，学校、医院、商业设施等公共服务随之收缩，地方社会的运行成本不断上升。这种空间层面的失衡，往往比总量数字更早、也更直接地冲击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一个地区失去学校，意味着年轻家庭不再留下；当医院关闭，意味着老年人被迫迁离。人口收缩的后果，从来不是均匀分摊的。

总而言之，全球人口结构正在进入一个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新阶段。墨西哥与美国的生育率对比、以色列内部生育率格局的历史性逆转、中东和北非地区生育率的超预期下降——这些案例共同说明，传统的人口认知框架已难以解释现实。低生育率正在从局部现象演变为全球性结构趋势，新兴经济体的转型速度可能快于当年的发达国家，最终稳定水平也可能更低。这不仅意味着人口规模的收缩，更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区域空间格局与社会保障制度将面临长期而深刻的调整压力。理解这一趋势，需要从经济结构、社会规范与家庭制度的多重维度同时切入，而非依赖任何单一的解释框架。

最终分析结论：

近十多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数据显示，低生育率已不再只是欧洲、日本或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特有现象，而是迅速蔓延至拉丁美洲、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在各国内部的人口结构之中，背后折射出经济结构、社会规范与家庭观念正在经历的深层转变。（Z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