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6-04-13
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国际油价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和上涨,纽交所(NYMEX)期油价格最高接近150美元大关。今年3月以来,受美以对伊朗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质性中断,以及多个中东产油国宣布减产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在短短数周内涨幅超过30%,布伦特原油价格最高逼近每桶120美元,创下2022年6月以来的新高。截至4月13日最新信息,因美伊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封锁,布伦特原油已从4月9日的低位大幅反弹至103美元/桶上方,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当前主导油价的核心变量。
近期,国际上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将是此次油价飙升的主要受损者,高企的进口成本将侵蚀其贸易盈余并加剧输入性通胀压力。据估算,油价每上涨10%,将在12个月内将中国的PPI通胀平均推高0.5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将承受大宗商品暴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从物流运输、化工原料到居民出行消费,价格传导的链条正在悄然启动。
与此相呼应,高盛在近期也连发报告,进一步调高油价预期,并研判“高油价状态可能将长期维持”。高盛预计,3月至4月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110美元/桶,较2025年全年均价上涨62%,并将2026年布伦特原油全年均价预测上调至85美元/桶。高盛认为,市场需要不断提高风险溢价来对冲供应长期中断的风险,而中国近20%至40%的石油进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风险敞口显而易见。部分分析还认为,除直接推高生产成本之外,油价暴涨还可能压缩中国政策制定者运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甚至迫使央行更加警惕通胀风险。
如此看来,中国作为主要石油进口国,其经济在油价上涨中承受了巨大负担。按一些机构的测算,如果以中国2025年进口约5.6亿吨原油计算,每桶价格上涨40美元,中国将额外付出高达1700亿美元的进口成本。当然,面对世界石油价格大涨,中国也有一定的政策缓冲机制。
国家发改委4月7日继续实施调控,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应大幅上调的背景下,进行临时调控,汽、柴油每吨实际上调幅度仅为应调幅度的一半左右,相当于全国平均每升油少涨约0.85元。这背后也是中国独特的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该机制设置每桶130美元的价格调控上限,当国际油价超过此限时,国内价格将不提或少提。
不过,即便考虑到国内定价机制的缓冲,大宗商品暴涨对经济的影响,也并不只是反映在成本增加上。
首先,油价上涨的直接压力是进口更贵了,但这是不计国内定价机制和战略储备缓冲的贸易损失。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始建于朱镕基总理时代,当时的规划目标是满足约15天的消费需求。经过多年持续建设,储备规模已大幅增长。据估算,中国的石油总储备量(含战略储备与商业库存)可能仍不到国际能源署(IEA)的安全标准。具体覆盖天数因统计口径(净进口量或总消费量)而异,且理想的评估可能仍低于90天净进口量,但现有储备已构成应对短期供应中断的重要缓冲。其次,油价上涨对相关行业有双重效应,导致在高油价时期的相关投资受益,如石油勘探、上游化工行业等,都可能变成盈利的投资。第三,油价上涨是全球地缘紧张的结果,地缘风险导致能源供应减少,表现为各国进口成本增加,这对商品进口国来说同样不是好消息。
进一步看,这种地缘风险引发的供应冲击,其影响范围远不止于贸易账户。从更广的层面来看,油价上涨对此前用低油价维持其经济、政治、社会稳定的国家都构成冲击。对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进口的国家来说,高成本的原油所带来的挑战,远不及能源行业变革所带来的战略机遇。能源安全的紧迫性将会改变全球资本的流向,提升投资者对能源多元化和替代技术的偏好。原油进口国显然在贸易中受损,在经常账户上可以反映出来,但这并不一定能决定经济增长。
当然,风险与挑战依然不容忽视。短期看,油价上涨会系统性地提高物流运输成本,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对塑料、纺织、化肥等中下游制造业形成成本挤压。出口方面,低收入新兴经济体因缺乏大规模石油库存和财政补贴能力,最容易受到高油价冲击,未来几个季度中国面向这些地区的出口可能放缓。中长期看,如果高油价状态持续,可能重塑全球通胀预期和货币政策路径。市场担忧这可能延缓全球主要央行的降息步伐,甚至不排除重启加息的可能性,从而收紧全球金融环境,抑制总需求。此外,油价上涨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通货膨胀等危机,进一步影响消费、投资和贸易,为应对危机,未来政府部门可能要适当调低降息速度,甚至考虑采取加息等动作。
因此,综合评估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超越简单的成本加减法,而置于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革,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审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安邦的分析框架,与之前“全球油价长期趋于下降”的宏观预测并不矛盾,这个预测是基于全球供需基本面的长期趋势。中国在此轮世界原油价格周期中,可能成为一个特殊的“价格高地”,即使全球油价因供需再平衡而长期下行,中国的进口原油成本与国内油价也未必同步下跌。这主要源于三个独特的地缘政治与结构性因素:
1、供应链与政治关系重构。因伊朗战争,中国被海湾主要产油国视为伊朗的坚定支持者,导致双方关系出现实质性裂痕。这种政治上的疏离,将直接转化为能源贸易领域的信任缺失与交易成本上升,海湾国家向中国提供稳定、优惠油价的政治意愿已大幅降低。
2、关键供应方策略转变。俄罗斯是中国原油的重要进口来源之一,当俄罗斯因制裁缓解或地缘格局变化而获得更大的全球市场份额时,其作为理性卖方,没有动机向中国提供低于市场水平的折扣油价。中俄能源合作的“溢价”可能成为常态。
3、运输通道风险长期化。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控制权,是美国地缘战略的核心关切。如果美国在此轮博弈中取得优势,并强化对该海峡的控制,其必然会将其作为战略杠杆,而非以往的公共海峡。中国近半数的原油进口途经此地,未来的通行成本、保险费用乃至政治风险溢价都将系统性上升,直接推高中国的到岸原油成本。这些结构性因素相互叠加,意味着中国未来可能面临一个独特的困境:即使全球油价因供需再平衡而进入下行通道,中国的进口能源成本也难以同步下降,形成“高成本能源孤岛”效应。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的能源成本压力,具有结构性和长期性,不完全与国际油价波动同步。
由此可见,此次油价上涨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加短期经济运行成本的同时,也倒逼出中国在能源安全、产业升级领域的长期战略调整。中东局势的影响,最大的冲击可能就在眼前,但中期来看,中国维护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的能力,可能得到新一轮验证。
最终分析结论:
从历史来看,油价冲击的传导比价格波动本身更为复杂。这一轮油价大涨,是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与供应链风险加剧的结果,短期内会一次性地表现为进口成本上升与通胀压力显性化。长期将通过抑制消费、挤压利润与收紧金融环境等多个渠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构成挑战。更为关键的是,地缘政治裂痕与运输通道风险的长期化,可能使中国在未来面临一个独特的“高成本能源孤岛”效应,即使全球油价回落,中国也难以完全享受其红利。这是油价大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另一面,也是评估其长期影响时必须纳入考量的结构性变数。(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