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截至2025年，中国已有29座城市跨入 “万亿GDP俱乐部”。从空间结构来看，这些城市包括有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无锡、宁波、青岛、大连等中国主要城市。这些拥有“万亿GDP”的城市，既是中国区域经济、制造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核心，也是承载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稳定中国经济重负的高地。所以，大家在欢呼中国城市经济日新月异的增长变化之际，也应该关注，在这“万亿GDP俱乐部”城市的内在结构当中，日本企业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根据中日研究院的一篇分析评论（源自“安邦教授实验室讨论群组”），目前中国的这29座“万亿GDP城市”与日本企业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高度绑定、双向成就的稳定关系。日企与其他外资不同，它们高度集中于“万亿城市”及其周边，构成为“万亿俱乐部”城市经济的重要外资力量。日企带来的投资、技术、产业链配套与出口拉动，直接支撑着这些城市跨过“万亿门槛”，并持续巩固着中国的制造业与外贸基本盘。

日资企业和万亿城市板块的发展关系，得来不易，这既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积极融入全球市场有关，也与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及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紧密相关。尤其是中国与日本未来关系的好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实质决定了这些“万亿GDP城市”中的中日企业关系是否还能继续存在！

现在从各种地缘政治的信号分析来看，前景确实不容乐观。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现实中实际存在着一种并非审慎的明显倾向，只要中国跟哪个国家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有了矛盾和冲突，动不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制裁，就是禁运，就是封锁。中央高层原本极端审慎运用的地缘政治战略，正在被泛化使用，仿佛一夜之间，已经把美国搞的那一套不得人心的地缘政治战略学会了，于是到处使用，表面上国际关系领域你来我往，见招拆招，但实际上每一招都还是这一招，从美国、日本再到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和荷兰，甚至还有巴拿马，这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耍的太多了，人家就免疫了（威慑免疫，安邦，2025），不但效果不佳，可能还有严重的后遗症，对中国“万亿GDP城市”经济的潜在威胁，其实就是其中的一种。

必须要清楚的是，制裁、封锁和禁运，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经济措施，凡是经济措施，都是以经济和产业为代价的。原本中国是一个大国，秉持的应该是大国外交的策略。事实上，中国每年在整个外交资源领域上的投资也是无计其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搞关系”的，但真到问题出现了，别的都自动隐去了，拿上台面的还是稀土、产业、企业之类的“互掐脖子”那一招。

回到中国传统外交的时代去看，那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严重“短缺经济”的时代，根本就没什么像样的产品。没商品，也就没有互相依赖的经济关系，所以那时的外交，就是纯外交。讲究的是国际关系的巧妙运作，真的是靠外交手腕。靠的是外交官去谈，靠的是协会关系和党派关系，靠的是国家关系的制衡运用，靠的是社会运动的概念和理论，靠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阵营和阶层，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有章法可循。

现在，所有那些对应的部门和机构都还在，每年也花不少钱，但基本没什么作用。动不动就是稀土禁运，商品关系切断，产业不来往，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关系，就这样一断了之。这样搞下去，经贸部门的重要意义就远超外交部门了！

所以，中国不能把长期形成的对外经济联系，简单视为可随时切割的政策工具。真正需要看到的是，在全球化深度嵌套的今天，经济关系本身已不只是贸易和投资安排，而是国家外部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定预期、维持合作、保留回旋空间的战略资产。

以日资企业与中国“万亿GDP城市”的关系为例，其形成并非短期资本流动的结果，而是几十年制度磨合、产业协同、地方治理和市场开放共同积累的产物。日企深度参与中国高端制造、研发配套和出口体系，不仅推动了一批城市跨越发展门槛，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制造体系的效率、韧性和国际连接能力。这种关系一旦受损，损失的不只是某个项目或某笔投资，而是地方产业生态、市场信心以及未来升级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不少国家（如美国）在面对摩擦时，越来越倾向于将经济关系武器化，用制裁、禁运、脱钩等方式处理分歧。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迅速，实则是在用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去换取短期博弈中的姿态性收益。若处理不慎，往往会削弱自身体系的稳定性，最终还会转化到政治基本盘，影响其政治地位的稳固。

看到了这一点，对中国而言，在这一问题上就应该采取尤为谨慎的态度。中国虽然是全球制造中心和重要市场，但并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全球消费吸纳能力。美国之所以在全球体系中拥有更强的制裁与脱钩工具，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其拥有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美元体系以及金融网络支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吸附、规则重塑和资本调度，最后将外部冲击部分转嫁出去。

中国的优势更多在于产业链完整性、制造效率和市场潜力，而非对全球商品的终极吸纳能力，一个是消费经济，另一个是工业经济，差异非常明显。这意味着，中国更需要珍惜和维护既有的国际经济纽带。因为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不仅依赖内部大循环，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循环，也就是外部市场、技术协作、资本预期和产业配套。轻易切断经济联系，既未必能有效施压对方，反而可能首先削弱自身的开放红利和发展韧性。

更深层的问题是，如果一遇到摩擦就主要依赖经济手段，恰恰证明了非经济层面的关系维护能力可能在迅速弱化。真正成熟的对外工作体系，应当是外交、地方合作、产业沟通、民间往来、行业机制等多条渠道同时发挥作用，使关系在出现波动时仍有缓冲、有斡旋、有修复的空间。

因此，中国需要强调的，不是放弃必要的反制能力，而是应避免将经济联系轻率地推向对抗前线。越是来之不易、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越应审慎对待。高水平的对外关系，不在于动辄切断，而在于在复杂环境中守住联系、稳住预期、保留空间。只有这样，长期积累的开放成果，才能真正转化为国家战略韧性。

现在，中日产业界的关系虽然已在转向负面，随着美国在亚太的角色弱化，日本产业界的首要关注目标已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产业与技术也被完全纳入了国家安全框架。日本在2022年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就已将关键产业从市场体系中部分剥离，要求纳入国家安全管理。日本企业的行为不再完全基于市场逻辑，而是受到国家战略的严格约束。

不过，根据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的评估和预测，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稳定运行，那么中日之间的产业关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谷之后，一定还会有所恢复。主要原因，一是在于中国大市场的价值效用以及美洲大市场对于日本产业的排斥。二是日本谋求独立的保守政策取向，将会有脱美而向亚非的变化。

所以，中日产业关系现在面临的困境将会是暂时的，但中国今后采取审慎原则处理战略资产，保留回旋空间，也是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需要，也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万亿GDP城市”与日资企业形成的深度产业嵌套关系，本质上已成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资产，其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与外贸基本盘。当前外交政策将经济关系工具化、频繁诉诸制裁与脱钩的倾向，以削弱中国长期开放红利与产业韧性为代价。更可持续的路径应该是以审慎的策略维护既有的国际经济纽带，在复杂地缘环境中保留合作空间与战略回旋余地。（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