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2026年3月以来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幅极具象征意味的并行图景：一边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东局势骤然升温；另一边，美国则在佛罗里达州多拉尔召开“美洲之盾”峰会，把西半球重新推上其全球战略的前台。表面上看，中东战争似乎占据了全球主要注意力，但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并未放松对自身“后院”的整合，反而借战争压力同步强化对西半球的战略经营，显示出其正在推动全球战略的“双线并进”——既在中东维持军事压力，也在美洲重塑地缘秩序。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峰会召开前后，美国围绕巴拿马港口、智利海缆与关键矿产等问题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而4月底巴拉圭总统再次高调强化与台湾地区关系、宣布访台计划，也显示出美国正力图推动部分拉美国家在涉华政治议题上进一步向其立场靠拢。作为南美目前唯一仍与台湾保持所谓“邦交”的国家，巴拉圭这一动向虽然未必足以改变整个地区格局，但仍反映出中美在拉美的政治竞争与外交博弈正在重新升温。换言之，中东的烽火之外，美国并未忽视西半球，反而正在以更强烈的安全化、联盟化与排他化逻辑重新经营美洲。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美洲之盾”峰会，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泛美多边会议，也不是一次单纯聚焦禁毒、移民或执法合作的例行安全会议。从特朗普、鲁比奥、赫格塞思、卢特尼克、格里尔等美方高层共同出席的阵容看，它实际上是一场把安全、经贸、供应链、政治整合与地缘竞争捆绑推进的高规格战略动员会。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拿马、萨尔瓦多、巴拉圭等十余个拉美国家领导人到场，而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地区大国明显缺席，更说明这不是覆盖整个拉美的包容性平台，而是美国围绕“志同道合盟友”所打造的小范围协调机制。特朗普在会上高调提出要以军事力量打击贩毒集团，推动“美洲反卡特尔联盟”建设，同时明确强调要抵御来自西半球之外的“恶意外国势力”。这一表述实际上已把“反毒”“反移民”“半球安全”和“排斥域外大国影响”合并为同一套战略语言。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峰会举行之后，特朗普或将在五月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在这一背景下，“美洲之盾”无疑带有会前整合并巩固西半球、抬高对华博弈筹码的现实意味。对中国而言，这场峰会的意义不只是美国在拉美开了一次会，而是美国正试图将整个美洲重新塑造成对华施压、牵制和竞争的重要战略前沿。

首先，美国在拉美地区对华竞争态势或从经贸竞争走向持续性安全挤压。峰会之后，中国在整个美洲地区所承受的压力，无疑进一步体现在区域环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在拉美的互动虽然存在竞争，但主要仍体现为贸易、投资、融资和基础设施合作层面的经贸竞争，双方博弈大体停留在项目、市场和规则层面。然而此次峰会释放的信号是，美国正把这种竞争迅速上推到安全、军事和政治层级，把原本属于发展合作范畴的问题，重新嵌入“半球安全”“国家主导权”乃至“文明防线”的叙事之中，形成区域性的、制度性的一体化倾向和趋势。

特朗普公开要求拉美国家动用军队打击贩毒集团，并提出应像当年对付“伊斯兰国”那样根除“贩毒卡特尔网络”，这意味着美国正试图以最具动员力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为抓手，重建由自己主导的西半球安全体系。而一旦这一区域性的安全框架确立，港口、海缆、能源、矿产、物流通道和数字基础设施便都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安全资产”，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正常合作也会被系统性的污名化。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今后在美洲面临的将不再是普通的市场竞争，而是“安全化后的竞争”。巴拿马港口事件、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对涉华项目审查趋严，已经表明美国正在把中国在美洲的既有存在逐步转化为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这种变化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并不要求美国在经济上全面替代中国，只需要在若干关键节点上设置政治门槛、安全审查和舆论压力，就足以显著提高中拉合作的推进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并不一定要在整个拉美“排挤中国”，但完全可能在港口、关键矿产、海缆、电信、能源运输通道等少数关键领域制造“节点式遏制”，进而形成一种区域性的安全机制，对中国在拉美地区合作网络中的整体处境不断施压。

这也与安邦智库（ANBOUND）以往关于“美洲世纪”的相关判断形成了呼应和验证。安邦智库当初的“美洲世纪”论述，并不只是泛指美国重新重视西半球，更重要的是指美国在全球局势动荡和战略重心再聚焦的背景下，可能把整个美洲塑造成自身安全、产业、资源与金融体系重组并形成由美国主导的核心地带。这意味着拉美不再只是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外部延伸空间，而会越来越成为美国重建本土与近邻战略纵深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美洲所面临的压力就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和体系性，而绝非是一时一地的短期摩擦。

其次，美国在拉美地区构建小圈层同盟与“去中国化”推进并行，将会导致中国在拉美将面临更强的政治筛选压力。此次峰会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工具正在从广泛接触转向小圈层整合，从“影响整个地区”转向“优先锁定支点国家”，从而锁定、建立美国主导的体系。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在拉美承受的压力，很可能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围绕若干关键国家、关键项目和关键产业集中爆发。从参会名单看，美国优先整合的，是在安全、移民治理、市场政策和对美政治态度上更接近特朗普政府的一批国家。这种安排的直接效果，是形成一个更容易协调、更加顺从美国意图的政策网络。对于中国而言，这类网络不一定覆盖整个拉美，却足以在局部地区构成明显的连锁压力，形成“去中国化”的战略布局。

近期巴拿马、智利等国对涉华合作项目的处理，已经体现出这一趋势。巴拿马作为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之一，其对华合作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如今却成为美国测试“港口安全化”“通道主权化”政策的突破口。虽然中国做出强烈而实质的反应，如暂扣巴拿马籍的船舶，但美国不断通过介入来支持巴拿马当局，让形势持续复杂化。此外，智利在海底光缆、天文台和锂资源等多个项目上，也出现了同步收缩对华合作的情况，证明了美国在拉美的施压并非是单点式的，而是试图从通信、科技、资源多个方向切割中国影响。此外，部分拉美国家在项目准入、审查机制、政策表述和舆论氛围上的倾向性微调表明，中国未来在拉美面对的很可能是一种“渐进式去中国化”进程：它未必表现为大张旗鼓地与中国脱钩，但会通过行政拖延、法律争议、安全审查、舆论抹黑、政党轮替等方式，持续地侵蚀中拉合作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种压力并不完全来自外部强迫，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拉美内部政治结构加以传导。美国在拉美的优势不仅仅是市场、军事实力和金融工具，更在于其对地区政治精英、意识形态网络和舆论叙事仍持有的较强塑造能力。当拉美一些右翼或中右翼政府把对美靠拢视为换取安全承诺、资本支持和政治背书的捷径之际，涉华政策便容易成为其对美表态的部分筹码。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拉美所遭遇的阻力，不只来自于美国的直接施压，更来自于美国把压力内嵌进相关国家的政策机制和政治偏好之中。这种“内生化的外部压力”往往比单纯的外交摩擦更难应对，因为它会使一些国家在名义上保持对华合作姿态，实质上却不断筑高门槛，造成项目推进中的拉锯和消耗。

从更长周期看，美国这种以打击贩毒等行动为道德号召的“小圈层化”推进，还会加剧拉美国家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国家将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安全合作链条，成为其在西半球推进“新门罗主义”的支点；另一部分国家则继续在“安全靠美、经济靠中”的平衡中摇摆。这意味着中国在美洲的处境将越来越不均衡：在某些国家和领域，合作仍可能保持韧性；但在另一些国家和领域，中方将面对不断抬高的政治风险和安全成本。这种不均衡承压态势，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拉美工作必须正视的新常态。

再次，以长期消耗为抓手令中国在美洲进入“高成本存在”阶段。必须看到，美国当前对华挤压虽来势凶猛，却并不意味着其已经具备在整个美洲全面替代中国的能力。中国仍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基础设施融资方和资源合作对象，许多拉美国家在现实发展中仍离不开中国市场、中国资本和中国制造的支撑，这些都决定了美国很难在短期内构建出足以取代中国的完整经济替代方案。因此，拉美很难整齐划一地迅速全面倒向美国，更难在经济上真正与中国切割。

但问题在于，美国未必需要完成全面替代，也可以逐步实现战略目的。只要它能够在关键国家形成政策顺从，在关键领域制造禁区，在关键项目上不断抬升政治和安全成本，就足以让中国在美洲进入一种“高成本存在”状态。所谓“高成本存在”，就是中国依然可以存在、仍可合作、也未必全面失势，但所有合作都将比过去更难推进、更容易受扰动、更需要付出额外的政治、外交和风险管理成本。这种局面比直接对抗更复杂，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断裂，而是长期性的磨损。

这正是“美洲之盾”峰会之后最值得警惕的地方。美国一方面通过“反贩毒卡特尔联盟”、“边境治理”、“军事训练”等机制，把拉美国家更加紧密地捆绑到自己的安全框架内；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委内瑞拉、古巴等问题的强硬表态，制造地区层面的威慑氛围，使拉美中小国家更倾向于采取“避险式对美靠拢”。与此同时，美国还把中国与“西半球之外的恶意势力”并置对齐，预留了今后进一步扩大打压范围的政策空间。若这一趋势延续，中国在美洲面对的将不是局部逆风，而是一个越来越成体系的压力网络。

最终分析结论：

此次“美洲之盾”峰会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当场作出了多少可执行安排，而在于它标志着美国正把西半球重新纳入自身全球战略的硬核心区域，并开始以更明确的安全逻辑、联盟逻辑和排他逻辑处理中美在美洲的竞争关系。对中国而言，真正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若干项目的得失，而是整个拉美正在从经贸合作空间持续转变为战略竞争场域。这一变化，值得中国高度警惕，同时中国也必须因应重构自身的、长期化的拉美战略，仅仅指望拉美国家内部政党轮替来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