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逆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收紧开放边界、推行内向型产业政策，延续数十年的全球化分工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撕裂与分化，使得疲软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为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稳固国内经济发展基本盘，我国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初衷在于统筹内外市场、平衡发展与安全，应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认为，双循环战略提法的根本性重点是“统筹”，而不是内外形式上的“二分”！

从政策设计初衷来看，“双循环”战略试图兼顾国内市场培育与对外开放合作，但其在形式上天然存在着的二元对立属性很容易被夸大，不仅难以实现“内外协同、相互促进”的核心目标，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预期波动与政策执行的偏差。这种情况在形式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双循环战略框架在形式上，以“内循环”、“外循环”的人为划分为前提，强行给一体化运行的全球经济系统，带来了分割边界，事实上隐含了主次之分、先后之别；显而易见，这种形式上的“二分化”分类方式，与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所必然要遵循的全域流动、全球配置的底层逻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

正是这种概念层面的先天分割，使得“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定位，在实践中极易被误读为“降低对外依存度、追求全产业链自给自足”的内化导向；而国际循环的稳定拓展，恰恰追求的是无差别的市场环境、可持续的开放姿态、可预期的规则体系，二者在底层逻辑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可能被导入顾此失彼的政策困境。

更值得警惕的是，二元框架在无形中还会给市场主体、地方政府、产业部门设置下非此即彼的选择命题，迫使各类经济主体在内外市场之间划分优先级、做出取舍选择，这是一种政策的放大效应，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出现越来越大的系统性偏差。

从现实经济数据来看，这种导向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有所显现。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2025年宏观经济数据，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连续两年面临下行压力，制造业领域外资新设项目增速持续放缓，部分跨国企业将中端加工产能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转移；2025年我国出口全球市场份额约为14.1%，较2021年15.3%的历史高点出现回落。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对政策的误读进一步引发、加剧了地方保护、区域壁垒、产业内卷等问题。2025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8%，低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部分行业盲目追求“全链条自主可控”，同质化的重复建设问题，日益持续加剧，造成更大程度的资源浪费、库存增加和债务增长。由此可见，双循环在形式上的二元分割框架，已逐渐偏离统筹、协同发展的初衷，成为制约高水平开放、影响市场稳定预期的潜在约束。

因此，陈功指出，中国应回归本源，提倡坚持中央原本就已经提出过的“开放经济体”战略。陈功先生与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国内政策圈相背离的这一提法，并非是否定双循环战略，而是强调要回归这一战略的本源，强调内外的两个“统筹”，而反对形式上的“二分”。既非是在弱化国内市场的基础作用，也非片面强调和突出国际市场，根本目的就是纠正形式上的过度倾向，统一政策导向，稳定全球市场对中国市场的预期。陈功先生认为，这样的适时校准，更加符合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现状，符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方向，也契合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本开放的需要。

所谓“开放经济体”，实际政策操作的关键在于政策开度，各国均会基于国家安全、产业基础、民生保障，保留较小范围、边界清晰的非开放领域。此外，这个政策开度也是灵活的，动态的，体现了“统筹”的本质要求。简单说，底层逻辑还是全球市场的利益交换，否则封锁一定会变开放，即便是保守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别无选择。就此而言，其实追求“开放经济体”的概念，更加富有前景，而且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也需要全面的、充满智慧和韧性的全球战略斗争才能实现。最终的结果，可能全球各国都会维持一种“大开放、小保护”的有限开放模式，在政策开放度上做足文章，下狠功夫。

实际上，中国在开放层面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中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制造业基本实现全面开放。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1679条总条目进一步扩大外资鼓励范围，重点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中西部、东北、海南自贸港等重点区域；金融领域开放稳步落地，截至2025年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规模达4.2万亿元，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达2.7万亿元，2025年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已全面放开国债、地方债、金融债等全品类债券市场交易权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在安全防护层面，中国仅对国防军工、核心战略资源、粮食能源安全等极少数领域保留必要的政策引导与保护，保护范围较小、边界清晰透明，完全符合有限开放经济体的核心特征。例如，在半导体领域，中国加大研发投入保障产业链安全，同时持续进口高端芯片、深化国际技术合作；在农业领域，保障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同时适度进口优质农产品满足国内多元化消费需求。

在收放之间，中国实际已经在内外“统筹”方面投下了重注，今后的重点，只是在概念、导向和形式上加以调整，强化解决全面政策协调的问题。

陈功先生认为，对于将“长期稳定”作为核心发展目标的中国而言，明确开放经济体的战略定位，才能让稳定真正具备战略意义。当前中国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而真正的长期稳定，无法依靠封闭收缩实现，只能依靠开放以及开放的制度化秩序，才能为发展筑牢根基。我们必须正视，封闭可能带来的稳定是脆弱的、短期的，只会加剧技术落后、产业僵化、市场萎缩；而开放也是一种激烈的竞争，但它产生了一种可能性，会带来稳定、可持续、有韧性的发展，最终有条件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稳定、以稳定保开放”的正向循环。

实际上，在逆全球化浪潮中，通过强化统筹来实现的开放经济体，还是一种避风港战略。一个坚持开放、坚守规则、稳定可控的大型经济体，很自然地会成为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的避风港，渐渐趋近于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核心枢纽，形成独一无二的战略竞争力。

陈功还指出，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在逆全球化的乱世周期中，“开放经济体”具备天然的反周期韧性与超额收益能力。当全球多数经济体走向封闭，并且在危机中出现坍塌、产业收缩、经济停滞时，坚持开放、融入全球市场的经济体，反而能够承接全球需求转移、填补国际供给缺口、获取周期错位带来的超额收益，实现逆势增长。

二战时期的阿根廷，正是乱世之中开放经济体腾飞的经典案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相关研究文献记载，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后，欧洲主要工业国陷入战火，民用生产全面停滞，基础民生物资供给严重短缺。阿根廷在此背景下保持中立定位，坚持全面开放的贸易政策，不选边站队、不设置贸易壁垒，全面对接全球战时供需缺口，结果占了大便宜。1939至1945年，阿根廷向战时的英国，持续出口牛肉、小麦、玉米等核心民生商品，对英出口额增长超了3倍，相关产品占据英国战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40%。持续的顺差为阿根廷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英国由于战时财政赤字无力支付货款，形成大规模政府债务，结果到二战结束时，阿根廷已成为英国最大债权国之一。

压力下的逆周期战略操作，不仅为阿根廷带来了财富积累，更推动了阿根廷国内产业升级，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从1939年的45%提升至1945年的52%，产业工人规模从69万人迅猛增长至103万人，人均国民收入超越德国、法国等传统欧洲强国，跻身全球顶尖高收入国家行列。其实，同期的瑞典、瑞士等中立国亦凭借开放性贸易网络维系了经济稳定。所以，开放不开放，关键不在于是否身处乱世，而在于能否以制度型开放为锚点，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的收益通道。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全球秩序动荡、各国收缩自保的周期中，封闭必然走向萎缩，而开放才能把握机遇。真正的稳定，不是闭门自保的静态稳定，而是嵌入全球体系、具备抗风险能力的动态稳定，这也正是开放经济体的核心战略价值。

总体而言，“双循环”二元框架存在一定形式缺陷，而统筹内外两个循环，战略上驾驭内外两个循环，才是可循之道。因此，中国需要回归本源，明确强调和凸显“开放经济体”的概念，这既是对改革开放历史路径的延续，也是对当下变局的主动应对。

当然，这是一种制度性变化，将会涉及国家政策、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做出重大战略抉择和择机调整。这里只是提供一种方向性的讨论，一种战略构想，一种参考。归根结底，唯有坚持开放、摒弃对立、融入全球，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以开放筑牢稳定根基，以开放实现持续的增长。

最终分析结论：

逆全球化持续深化时代，“双循环”的战略在形式上的二元对立，容易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应回归本源，强化统筹意识，以便确立“开放经济体”战略。事实上，“开放经济体”的运行模式早已在中国成功实践，并且在乱世周期中得到反复验证。中国需要回归统筹本源，以制度型开放为锚点，维护好制度型开放，从而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的政策收益通道。（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