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6-05-13
每日经济 2026-05-13
2026年4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为50.3%，虽已连续第二个月位于50荣枯线以上，但仅较临界点高出0.3个百分点，较3月的50.4%进一步回落；综合PMI产出指数也由3月的50.5降至50.1，显示整体经济活动已逼近收缩边缘。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至49.4%，不仅重新跌入收缩区间，也是近40个月的最低水平之一。官方数据还显示，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从51.6降至50.6，而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则进一步降至44.3，为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之一。尽管部分出口订单在伊朗战争背景下因海外企业提前备货而短期回升，但零售消费、就业与服务业景气仍持续偏弱，市场对经济“弱扩张”的判断更多建立在外需与存量订单支撑之上，而非内生需求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组更具解释力的信号却在持续恶化：2026年1—4月，就销售价格指数与购进价格指数的差距而言，制造业和建筑业都出现了持续走高的态势。与此同时，4月PPI同比上涨2.8%，达到45个月以来最高水平，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能源相关行业成为主要推动力量。成本持续上升而售价无法同步调整，意味着企业已进一步丧失将成本向下游转移的能力。这一变化并非局部现象，而是跨行业同步出现，并直接反映为利润空间压缩、用工需求收缩以及投资意愿下降。在此基础上再观察采购经理指数的变化，可以发现其波动已不再是经济周期的起伏，而更接近于企业行为变化的综合结果。与其从PMI的升降讨论景气，不如从价格、利润与行为的连锁反应入手，重新理解当前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
第一，成本—价格断裂与利润压缩：企业行为变化的逻辑。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价格机制承担着供需调节的核心功能。当需求旺盛时，企业通过提价转移成本并扩大盈利；当需求不足时，则通过降价促销以消化库存。而当前最突出的变化，在于这一机制出现明显断裂。制造业销售价格指数与购进价格指数的差值，从2025年上半年的-2.2扩大至下半年的-4.5，并在2026年1-4月进一步扩大至-6.7；建筑业由-0.5扩大至-3.7，服务业由-1.4扩大至-2.1。这种持续为负且不断扩大的差值，意味着企业在成本上升过程中只能通过压缩利润来维持销售。
这一趋势在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行的背景下尤为明显。2026年4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下降20%，进口量降至2022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海运原油进口也跌至近四年低位，部分地方炼厂因利润恶化主动减产。这一变化本身反映出国内工业需求与能源消费恢复依然偏弱。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与伊朗战争持续推升全球能源与航运成本，导致企业原材料采购价格面临明显的输入型压力。4月中国PPI同比上涨2.8%，达到45个月高位，其中能源相关行业成为主要推动力量。结果是，在需求并未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企业仍需承受成本上升带来的挤压，却难以通过提价实现成本转嫁。
路透社亦指出，大量企业正在承受“成本上涨但无法向消费者转嫁”的压力。结果是利润被持续侵蚀，企业在微观层面开始调整行为：首先是压缩用工需求，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在4月为48.8%，持续低于荣枯线；其次是控制库存与生产节奏，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9.3%，仍处于收缩区间；再次是延缓或减少新增投资，以避免在不确定需求下扩大风险敞口。
这种行为调整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特征。利润下降削弱企业扩张能力，而企业收缩又进一步压低收入与需求，从而使价格传导更加困难，形成“成本上升—利润压缩—需求收缩”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价格机制不再能够有效引导供给收缩，反而成为压力在企业内部积累的通道。
第二，生产与需求的持续错位：景气指标背后的真实情景。在企业行为变化的推动下，宏观指标开始呈现出一系列看似矛盾但实则一致的信号。2026年4月，制造业PMI为50.3%，虽仍位于扩张区间，但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降至49.4%，综合PMI产出指数回落至50.1%。从总量上看，经济处于临界状态，但从结构上看，生产与需求之间的错位正在扩大。
制造业内部的分项指标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4月生产指数为51.5%，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而新订单指数却回落1.0个百分点至50.6%。这一组合表明生产的延续更多依赖既有订单，而新增需求已明显减弱。一旦存量订单消化完毕，生产端将缺乏支撑。与此同时，大型企业PMI回落1.4个百分点至50.2%，而中小企业分别回升至50.5%和50.1%，反映出不同主体在需求环境变化下的分化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PMI与财新/S&P PMI之间出现了明显背离。4月财新制造业PMI升至52.2%，达到2020年底以来最快扩张速度，而官方制造业PMI则仅为50.3%。这一差异并不意味着经济整体强劲复苏，而更多反映出不同统计样本之间的结构差异。官方PMI更偏向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内需型行业，而财新PMI则更偏向民营企业、外向型企业以及沿海出口部门。这意味着当前维持景气的主要力量，并非内需全面改善，而是部分出口企业的阶段性活跃。
类似的错位在其他部门更加明显。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降至48.0%，新订单指数则大幅回落至41.6%。尽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但其中13.9%的增长来自设备工器具购置，而直接形成施工需求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却下降0.4%，导致订单来源显著收缩。服务业方面，商务活动指数回落至49.6%，其中铁路运输、电信等行业维持在55%以上，而批发、零售及居民服务等行业则低于临界点，显示需求在不同结构之间分布不均。
外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短期缓冲作用。2026年4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4.1%，明显高于3月的2.5%，贸易顺差扩大至848亿美元。部分海外企业因担忧伊朗战争可能进一步推高原材料与运输成本，开始提前增加对中国中间品与零部件的采购，形成一定程度的“抢出口”与提前备货效应。出口订单创2024年4月以来新高，对制造业形成一定支撑，但整体新订单指数仍在回落，说明外需并未改变需求走弱的总体趋势。与此同时，库存与用工指标的持续低位运行，进一步表明企业并未进入主动扩张阶段，而是处于谨慎调整之中。
第三，供给结构与需求能力的长期错配：景气下行的深层因素。相关分析指出，若以生产指数与订单指数构建供求平衡指数（生产指数/订单指数×100-100），可以对供需关系进行长期性的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疫情以来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的供求平衡指数始终为正且建筑业的正值偏大，意味着供给长期大于需求而建筑业的过剩态势尤为突出。
这一结果与宏观收入与支出的变化方向一致。消费增速持续低于工业增加值增速，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总量增长，使最终需求的扩张能力弱于供给能力。在此背景下，通过出口增长对冲内需不足成为阶段性选择，但其作用更多体现在缓解而非扭转供需关系。当前出口部门的阶段性活跃，本质上仍属于外部需求对国内需求不足的替代，而不是需求结构本身的修复。
更为重要的是，供给调整并未完全遵循价格信号。当价格无法覆盖成本时，理论上应通过企业退出或产能收缩来实现再平衡，但在实际运行中，供给收缩的速度明显滞后于需求变化。这一滞后使供给过剩状态得以延续，并通过价格与利润机制不断向企业内部传导。
从更长周期观察，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PMI的趋势线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行特征。短期内的回升或回落更多由季节性与偶发因素驱动，但并未改变整体方向。即便在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财政政策保持积极的情况下，这一趋势仍未出现实质性反转。与此同时，随着能源价格上涨与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强，市场对于进一步宽松政策的预期也开始下降，意味着传统刺激工具不仅边际效果减弱，其政策空间本身也在受到压缩。
将价格、利润、企业行为与宏观指标结合起来观察，可以发现当前经济运行已形成一条相对清晰的传导链条：成本上升与价格传导受阻导致利润压缩，利润压缩改变企业用工与投资行为，企业行为的收缩进一步削弱需求，而需求不足又反过来强化供给过剩与价格压力。在这一循环中，PMI的波动更多是结果而非原因，其回落反映的是这一机制的持续运转。
在这种结构下，单纯依赖需求刺激或流动性投放难以打破循环。一方面，需求扩张受收入分配与预期因素制约，难以通过短期政策显著提升；另一方面，供给调整在多重约束下相对迟缓，使市场出清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结果是供需错配不断延续，并通过价格与利润渠道反复体现。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供给长期强于需求，而内部需求又无法有效扩张的环境中，经济运行机制本身也会逐渐发生变化。过去，市场主体面对利润下降时，通常会通过减产、退出或行业整合来实现再平衡；但在当前环境下，越来越多企业选择的是“低利润维持运行”而非主动收缩。一方面，固定资产、债务与就业稳定等因素提高了退出成本；另一方面，地方财政、产业链稳定以及区域增长目标，又进一步强化了维持生产的动力。结果是，大量供给很难因为利润恶化而迅速退出市场，而是以更低利润率、更高内卷化竞争继续存在。这意味着，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供给过剩”，而是一种“供给黏性”显著走强的新状态：价格信号可以压缩利润，却难以有效压缩供给；需求不足可以削弱盈利，却无法迅速改变产能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景气度便容易长期停留在“弱扩张—低利润—低预期”的状态之中，而难以依靠传统周期性调整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
最终分析结论：
概而言之，当前景气度的下行并非周期性波动的延伸，而是价格机制、企业行为与供需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只要这一传导链条未发生实质性改变，PMI所呈现出的趋势性下行就难以实质性逆转，而经济运行也将持续处于“弱扩张—再回落”的反复之中。（Z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