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似乎很少真正为失业问题担忧。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就业并非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大规模扩张，供给端持续繁荣，“抢人大战”屡见不鲜，就业问题同样被增长所掩盖。从宏观层面看，在全球化、工业化与城市化长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被不断扩张的企业群体持续吸纳，失业问题长期被视为次要矛盾。

但随着过去增长红利逐渐消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进入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增长目标首次由连续多年的“5%左右”下调至4.5%-5%区间。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全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16.9%，结束此前连续六个月下降趋势。一个数字反映的是对未来增长预期的审慎，另一个数字揭示的是现实就业压力的严峻，两者共同指向当前中国经济中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经济增长放缓与就业压力持续上升之间的矛盾。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层面对就业问题的反应，已经明显超出常规管理范畴。2026年春季以来，人社部密集出台多项就业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回炉”深造，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出台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意见，强调“就业优先”。短时间内如此高频、高规格地集中出台专项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强烈信号。政策文件的“温度”，往往与现实经济的“寒意”成正比，而现在就业领域的现实情况，显然已经十分严峻。

从客观数据来看，中国就业市场眼下正在承受“历史峰值”与“存量消化”的双重压力。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过去几年经济结构调整、行业整顿所形成的大量失业与半失业群体，其再就业过程远未完成。这部分有工作经验但技能逐渐失效的人群，与应届毕业生共同挤压有限岗位池，导致竞争空前激烈。更值得警惕的是，25至29岁青年失业率达到7.7%，创下统计以来最高水平，说明就业困难已经开始向本应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群体蔓延。

即便如此，现有失业统计数据可能依然低估了真实压力。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从业者，只要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就不被统计为失业。大量“慢就业”“备考”青年同样未被纳入。统计数据背后，实际上可能存在一个规模高达数亿人的“低质量就业”群体，他们形式上就业，但收入不稳定、保障不足，本质上属于“偶尔就业”甚至“变相失业”。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的就业困境？经济学界存在大量技术性解释，但真正切中问题核心的分析并不多。相比之下，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提出的“供给端萧条”概念，或许更值得重视。

陈功先生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企业困境所形成的“供给端萧条”。所谓供给端，核心就是企业。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就业的载体，也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底盘。离开企业，根本不会有就业，也不会有发展。当前表面上看到的是就业问题，实质上则是企业困境问题。宏观经济压力不断向微观层面渗透，使中国企业群体陷入越来越深的经营困境，再由企业困境反向影响整体经济和就业形势，这正是“供给端萧条”的本质。

陈功先生特别强调，中国当前遭遇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危机。金融、产业、地产等领域的问题，都只是次级后果，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逐渐失去活力，失去在市场中自我修复、自我调整、自我转型的能力。企业原本具有内生动力，本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求变生存，但现在企业发展的空间不断被压缩，最终导致“供给端萧条”。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因素叠加形成的系统性压力。

首先，是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上升，尤其是劳动保障成本不断扩张。随着劳动法规不断强化，社会福利供给越来越多由企业承担，企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福利体系的实际买单者。在现实环境中，企业不仅承担工资成本，还承担越来越高的社保、赔偿、劳动争议等风险成本。一些企业主甚至感叹，如今还能持续给员工发工资，“简直就是活菩萨”。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部分劳动保障制度已经出现明显的“超前福利化”倾向。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往往处于高度弱势地位，劳动争议风险不断扩大。一旦发生纠纷，企业不仅面临高额赔偿，还可能面临长期诉讼、经营停滞和社会舆论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围绕劳动纠纷形成的灰色产业链也在不断扩大，部分律师事务所甚至以此为主要盈利方向，刺激、引导企业内部矛盾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防御性生存，而不是主动扩张。

其次，地缘政治压力也在持续压缩企业空间。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频繁将关税作为地缘政治工具，中美贸易环境持续紧张。在全球政治对抗加剧背景下，中国企业不仅面临外部贸易压力，更面临内部经营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爱国生意”崛起、舆论政治化加剧、外资经营环境恶化，都在削弱市场原本稳定的制度基础。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外资撤离问题。长期以来，外资企业直接带动就业规模曾稳定在4000万至5000万人。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往往待遇更高、管理更规范、岗位更稳定，其撤离不仅带来直接失业，还会连带冲击大量本土供应链企业，形成“一条龙”式的失业扩散效应。很多外资岗位一旦消失，实际上很难在国内找到待遇相近的替代岗位，从而形成长期失业。

同时，高科技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就业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确实需求旺盛，但整体就业规模极其有限。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合计就业人数大约仅3000万人，而全国就业总人口达到7.4亿人，高科技就业占比不足4%。从历史经验来看，高科技本质上是效率杠杆，技术越进步，对传统就业的替代效应往往越明显。美国大量科技企业近年来频繁裁员，正说明高科技未必意味着更多就业。

真正决定中国就业基本盘的，仍然是民营企业。中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都来自民营经济。如果民营企业活力无法恢复，那么任何短期稳就业政策都只能是杯水车薪。

但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现实并不乐观。一方面，政策成本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政策环境正在向“国企化”方向演变。近年来，“国企与民企同罪同罚”等政策导向逐渐强化，本质上意味着民营企业越来越需要按照国有企业模式运行。不过国有企业经过70多年发展，资源、资本、政策关系极其雄厚，而民营企业仅发展40余年，本身承担着绝大部分就业任务，却又被要求与国企“看齐对正”，这无疑会大幅降低经营效率。

更严重的是，当前民营企业利润率已经明显下滑。截至2026年初，民营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仅约4.5%，相比高峰时期约12%的利润率，已经跌去大半。而与此同时，社保、税费、合规等成本仍在不断上升。商业贷款利率仍维持在3%-3.5%左右，这意味着很多民营企业已经接近“无利润经营”状态。支撑90%新增就业的民营经济，事实上正在逼近极限。

因此，从根本上看，中国当前面临的并不是简单的就业问题，而是一场“供给端萧条”。经济增长放缓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企业群体整体陷入困境。企业失去活力，供给端萎缩，就业自然恶化，消费、收入与社会预期进一步下降，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稳就业的核心，本质上就是稳企业，特别是稳民营企业。但问题在于，依靠局部修补和零散政策，可能已经无法真正扭转当前局面。陈功先生认为，现在中国真正需要的，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刺激政策，也不是政策面的修修补补，而是必须进行一场战略性的“大规模企业再生计划”，通过一场社会性的、新时期经济革新运动，进行全面修复，在战略方向上彻底扭转局面。

所谓企业再生计划，本质上就是重新恢复企业活力，重新释放企业生存空间，重新建立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这不仅是经济政策调整，更是一场新时期的经济革新运动。因为只有企业恢复活力，供给端才能恢复繁荣，就业问题才可能真正缓解，中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形成持续增长的动力。

最终分析结论：

当前中国的就业困境，本质上并不是单纯的需求不足，而是企业活力下降、供给端失去扩张能力所导致“供给端萧条”的系统性问题。企业失去活力，就业、收入与增长都会持续承压。因此，稳就业的核心就是稳企业，特别是恢复民营经济活力。仅靠局部修补已难扭转局势，需要推动战略性的“企业再生计划”，重建企业信心与发展空间，恢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