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6-05-21
每日经济 2026-05-21
近期，围绕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及其旗下“追觅系”“天空工场”相关投资平台的讨论日渐升温。
作为一家从扫地机器人起家的硬件企业，追觅自2024年开始大举扩张业务边界，涉足空调、冰箱、洗衣机、厨房电器、电视、智能穿戴、手机、汽车等多个领域。对外，创始人俞浩宣称要将追觅打造成一家“无边界生态企业”。据俞浩介绍，追觅已有200多个“事业部”，每个事业部都是独立经营单元，对标一家独立上市公司。
为了支撑公司的扩张计划，追觅搭建了企业风险投资（CVC）平台“天空工场”。天空工场成立于2023年，原名“追创创投”。截至2026年4月底，天空工场已投资60余家企业，其中超过50家成立于2025年和2026年，投资方向覆盖多个领域。俞浩本人在媒体采访中表示，相关基金“实际募资超过200亿元”，追觅自己出资20%，并以“遍历”的方式与各地有出资能力且产业链匹配的政府接触。他还特别强调，追觅孵化业务足够广，“百分百有适配当地的产业孵化落地”。
数据显示，天空工场创投的29只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创投（VC）和私募股权（PE）基金中的出资人）共有53个，其中政府LP共31个，认缴资本近百亿元，占比达到60.78%，出资方覆盖山东、厦门、柳州、成都、宜宾、武汉、安徽、苏州、杭州等多地国资平台。追觅近年参与设立的厦门国升追创、绍兴追觅生态、南京追创、丽水追创、嘉兴追创、柳州天空工场、武汉临空港追创等合伙企业，背后分别有厦门、绍兴、南京、丽水、嘉兴、柳州、武汉等地产业基金或地方资金参与，且多由追创创投或其关联公司担任执行合伙人。
由此可以看出追觅系与地方国资之间的核心关系：地方国资平台作为LP提供主要资金，主要来自地方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金或园区基金；追觅旗下的投资机构（天空工场或者追创创投）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基金管理人参与，提供项目矩阵和产业落地方案。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合作，追觅需要资金，地方政府需要新兴产业项目，但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从信息面的分析来看，追觅系的项目扩张并不像一个缓慢自然生长出来的产业生态，而更像一个在短时间内被快速搭建出来的项目矩阵。天空工场仅在2026年2月至4月的三个月内就完成了约40起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在种子期和天使期。此外，追觅旗下基金投资的不少企业大多与追觅科技存在紧密关联。例如，追觅旗下嘉兴追创的前两大股东是嘉兴国资背景主体，追觅全资持股的追觅梦创科技持股19%，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追创持股1%；而嘉兴追创又在2025年以来投资了星河问途、皮洛科技、睡力矩阵、沃庭科技、灵智无界、空气跃动、芯厨纪元、原子埃尔、光子跃迁等多家追觅系公司。
如此密集的项目投资节奏，以及投资项目与追觅科技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人不禁怀疑追觅系并不是在成熟业务的基础上稳步扩张，而是利用自有资源，根据不同地方需求和不同基金安排，快速搭建起一套可以迅速落地并获得融资的项目组合。
这也说明，地方国资面对的可能不是一个边界清晰、治理简单、经过充分市场验证的项目池，而是一套由追觅生态、CVC平台、地方基金和多个自然人项目主体共同构成的复杂结构。
这就使追觅系与地方政府之间“看起来两全其美”的合作出现了根本问题。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跨界扩张的故事，而是一场由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危险的“资本游戏”：地方政府设立产业基金，要求基金完成投资或项目落地；追觅通过天空工场、追创创投等平台拿出一批项目公司，与不同地方的产业目录相匹配；地方国资作为LP出资，追觅关联平台担任资金管理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再由基金投向追觅“孵化”的项目。
这场游戏之所以能够“转起来”，首先源于地方政府自身的发展压力。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投资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随着房地产周期下行、土地出让收入走弱和地方债务约束加重，地方政府急需寻找新增长极、新税源和新产业名片。在“新质生产力”等概念成为区域竞争焦点后，产业基金就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新工具。地方不再只是提供土地、厂房和税收优惠，而是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基金、母基金和子基金，以资本方式介入企业融资，希望换取企业注册、总部落地、税收、就业等指标。
在这一过程中，返投比成为关键的制度工具。所谓返投比，就是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作为LP出资给市场上的基金后，要求市场上的基金按照政府出资额的一定倍数，将资金或项目投回本地。其初衷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因为地方财政资金用于基金出资，地方政府自然希望资金服务本地产业发展，避免“本地出钱、外地受益”。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返投比逐渐把政府投资基金从市场化投资工具异化为招商外包工具。
比如一个园区出资1亿元给一支基金，要求返投比例为1:1.5，理论上基金要拿出1.5亿元投向本地的医药企业。问题是，一个地方未必真有1.5亿元值得投资的优质项目。如果本地项目质量不足，基金管理人就会陷入两难：要么为了完成返投“硬投”不够优质的项目，牺牲投资纪律；要么坚持市场化原则，返投完不成，地方政府和园区的招商考核就会受影响。久而久之，基金管理人的重点不再只是寻找好项目，而变成替地方完成招商任务；地方政府也不再只是基金出资人，而变成反过来被返投KPI约束的项目需求方。
追觅系之所以能在这个体系中显得特殊，正在于它几乎天然适配了地方基金的返投需求。普通创业企业只有一个项目，普通基金也未必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足够多的优质项目完成返投。但追觅不同，它通过大量孵化公司、事业部和投资平台，把业务外延扩展到机器人、智能家居等多个方向。对地方政府来说，这种企业不再只是一个被投资的对象，而更像一个巨大的产业项目库。一个地方想要机器人，追觅系可以拿出机器人；一个地方想要智能家居，追觅可以拿出家电和厨房设备……
这样一来，游戏就“转起来了”。企业的产业拓展和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就被焊接到了同一套机制中。对企业来说，只要地方基金愿意为不同项目买单，扩张就会不断被鼓励，项目越多，估值故事越大；对地方来说，只要项目还能落地，招商数据还能形成，短期内就可以继续维持产业升级叙事。
不过，一旦这种合作缺少真实市场需求和长期盈利能力，企业和地方政府就会从“双向奔赴”变成“双向套牢”。
对地方政府而言，如果项目无法形成预期产值、税收和就业，前期招商成果就会转化为国资损失、审计压力和决策问责。届时，地方国资平台、基金管理人、园区管委会和具体经办部门都会被追问：投前尽调是否充分？估值是否合理？返投认定是否真实？关联交易是否披露？是否存在以财政性资金或国资平台资金为企业资本扩张兜底的问题？对追觅而言，如果地方基金信心开始松动，融资链条就会被重新审视；如果某个关键项目暴雷，市场会从单点项目失败重新评估整个“追觅系”生态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进而影响其后续融资、估值和主业信用。对基金管理人而言，则可能面临投前、投中、投后责任追溯，尤其是在政府投资基金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高返投、强招商、关联投资和多层嵌套都将成为重点审计对象。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双方被套牢”的可能性不小。
更深层次看，追觅已经暴露出了地方产业基金体系的风险。现在的地方产业基金被政绩考核绑架，催生出了“返投比”这一制度，实际上将市场化的政府基金异化为财政补贴的金融化版本，成为招商工具。它会扭曲投资逻辑，使基金不再优先寻找最好的项目，而是优先寻找能落地、能返投、能配合地方产业叙事的项目；它会扭曲招商逻辑，使地方不再基于自身产业基础和长期竞争力培育产业，而是追逐最热门、最容易讲故事的赛道；它也会扭曲企业融资行为，使企业不再主要依靠真实市场需求和产品能力融资，而是通过项目拆分和产业叙事放大融资杠杆。
从政策角度看，地方国资和政府投资基金需要尽快从这一轮争议中吸取教训。首先，应弱化以返投比例、注册地迁移和短期产值为核心的考核，转向真实技术外溢、真实税收就业、产业链配套和长期退出能力评价。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政府投资基金应“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并鼓励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实际就是在中央层面上纠偏。其次，政府投资基金应回归政策性和长期性定位，真正服务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而不是成为招商项目的资金入口。再次，对企业生态内项目、CVC平台、地方基金和项目公司之间存在复杂股权关系的，应强化关联交易披露、独立尽调和资金流向审计。最后，地方国资应建立真正的失败容忍机制，但容忍的前提必须是“真创新、真尽调、真市场”，而不是为包装项目、空转项目和资本套利提供政策遮蔽。
追觅事件最终如何发展，仍需观察。但它已经提醒地方政府：新兴产业招商并不等于把钱交给最会讲故事的企业，政府基金也不能因为追逐增长极而放弃基本的投资纪律。俞浩可能确实想打造一个“无边界生态企业”，但当这个产业帝国依赖地方国资、返投机制和资本市场预期共同支撑时，它就不再只是企业家的冒险，而变成地方国有资本参与的高杠杆游戏。如果这些项目最终无法形成真实产业能力，买单者不会只是企业，更会是地方财政、国资平台和公共信用。这才是追觅系与地方国资纠葛中最值得警惕的深层风险。
最终分析结论:
追觅系与地方国资之间的纠葛，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一家科技企业的激进扩张，而是地方产业基金在增长压力、招商考核和返投机制下发生异化的典型样本。俞浩抓住了地方政府急于寻找新增长极、完成产业落地和资本招商任务的焦虑，将追觅的项目矩阵与地方国资的需求绑定在一起。然而，一旦这些项目无法形成真实产能、订单、税收和持续盈利，买单者就不只是企业，地方财政、国资平台和公共信用都会受到损失。这才是追觅系与地方国资纠葛中最值得警惕的深层风险。（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