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6-06-21
每日经济 2026-06-21
“儒绅学说”实际也是“儒绅之道”，这是笔者在2026年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涵非常简单，就是“中国儒教+英国绅士”的意思，两者兼有其长处，去其短板，即为“儒绅学说”的核心本质以及内涵。这概念的提出，当然是着眼于长远，植根于历史，是一种极度理想化的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方案对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和意义。即便只是偶尔关心一下中国未来的人，也可穿越历史的迷障，看到这个属于中国社会未来的理想和梦想的方向。
实际上，在中国这样做的大师学者数量非常多，远非仅仅是笔者一人，这里仅仅是稍加提及。
“儒绅学说”的这个概念，或者说将中国儒家（Confucianism）与英国绅士（English Gentleman）精神进行类比与融合的尝试，在历史上不仅有人提过，而且曾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只是它不断在繁衍变化。当时在中国，主要是集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一批具有深厚旧学功底、同时又深度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所推动。
其中，辜鸿铭那个时期最著名的推手，他在其名著《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还进行过两者的系统类比。辜鸿铭认为，真正的英国绅士（Gentleman）和中国的“君子”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曾用英文解释“君子”为“a man of noble character”，并认为英国绅士的荣誉感、责任感和对传统的尊重，与儒家的“礼”和“义”高度契合。
他甚至认为，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中，只有英国人，特别是受过古典教育的英国贵族阶层，最能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因为他们身上保留了那种“良民宗教”的影子。
近现代中国学者如费孝通也是其中之一，他在研究中指出过中国“士绅”阶层与英国“Gentry”阶层的相似性。他强调，两者都是地方社会的管理者，不一定拥有极高的官方头衔，但通过学识、地位和道德威望来维系地方秩序。费孝通认为，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英国绅士强调的“Public Service”（公共服务）和个人品德修养在价值观上存在着共鸣。
在清末民初时期一些教育家，早期如蔡元培以及受到英式教育影响的严复，都曾努力试图寻找一种理想的人格模范，既能保留儒家的道德底线，又能具备现代公民的文明举止。这种理想人格在当时往往被描述为，内心是儒家的仁义，外表是绅士的礼仪与法治精神。这种理解在当时的清华学校（早期的清华大学）等留美、留英预备学校中非常盛行，曾被称为是“绅士教育”的中国化实践，所以清华大学实际就是“儒绅学说”教育的早期摇篮。
在现代政治哲学和新儒家研究中，也有人提出“儒家绅士主义”（Confucian Gentlemanism）。这些学者们尝试将儒家的道德自律与西方宪政下的自由人格结合。他们认为，英国绅士精神中的“克制”与儒家的“克己复礼”可以互相补充，形成一种温和、理性的现代人格。
概括而言，这些融合性的中西价值观，重点都是在三个维度上解释和强调中西融合。首先是礼仪（Etiquette，Ritual），中西两者都极其看重举止的得体和对他人的尊重。其次是精神（Amateurism），儒家的“君子不器”与英国绅士早期鄙视纯专业技术、崇尚博雅通才的观念不谋而合。第三是社会责任，两者都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Noble Obligation），需要保持克制。因此，“儒绅”不仅是一种修辞，它实际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发生冲突时，试图寻找一种高贵且体面的折中人格方案的努力，而中国新型人格的寻找和塑造，正是“儒绅学说”题中之义的一个侧面。
需要解释的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笔者提出“儒绅学说”的意思，其实并非是想在于学术意义和学术创新方面做出努力，“儒绅学说”的定义方向以及学说的内涵特质，重点指向并涉及的是社会治理以及国家范式，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一个最大的现实挑战，那就是对抗“社会型的逆绅士化”。这才是笔者提出“儒绅学说”的关键之处。换句话说，这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中寻求政策解决方案的一个探索。
毋庸置疑，逆绅士化在过去一个时期已然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20世纪中叶，西方大城市经历了严重的“中产阶级逃离郊区化（White Flight）”，导致市中心留下了大片贫民窟，城市失去了最重要的财产税和消费税来源，公共财政濒临破产。在西方，主要是因资本撤资（Divestment）导致的逆绅士化，关注底层社区抗争的理论家声称，面对高昂的租金和“绅士们”的入侵，原住民、少数族裔社区、艺术家群体和左翼活动家展开了持久的“反绅士化运动（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s）”。他们通过占屋运动、租客联盟、罢租谈判等方式，迫使地方政府介入，现在的纽约走到极致，就是马姆达尼当选为纽约市长。
“逆绅士化”虽然理论上对年轻人群体很有吸引力，但“逆绅士化”的回潮，还是会导致众多的问题，往往会使城市以及社区陷入“两头不落好”的尴尬境地：富有一些的人搬走了，街区商业生态也垮了，公共财政税收减少，导致治安和市政维护恶化。西方研究将其称为“空间留白危机”，强调如果缺乏后续的、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精细化规划，逆绅士化只会让城市和社区重新滑向贫困化和荒废。
中国的问题实际也同样严重，一些社区因为缺乏管理，过去曾经作为榜样的一些“现代化社区”迅速过渡为无人管理的状态，渐渐呈现私搭乱建、卫生条件极差的半废墟状态。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过去就出现过所谓“三河大神”的聚居区，现在到处也都有所谓“崩老头”的“精神小妹”、“精神小伙”的问题群体。中国在过去的房地产建设高峰期，随着政策面急剧推行的城市化，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后遗症就是大量低收入人口迁往城市，一旦经济滑坡或是缺乏大量“理想中工作”机会的情况出现，那么极易让中国的各地城市陷入逆绅士化的困境和陷阱。
所以，亲绅士化的改造，实际是一种精神文明建设，实际是城市化的必然延续，否则日益严重、显而易见的城市困境将会无可避免，“儒绅学说”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形成的城市治理概念以及价值观理念。
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现代阶段之后，现代城市将不再主要依赖工厂，而是依赖知识经济。亲绅士化就是在为这群能够驱动经济增长的知识分子（科技、金融、艺术人才）打造生活空间。
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其实很早就提出过“创意阶层”（The Creative Class）理论，为亲绅士化的实现，指出了方向。佛罗里达指出，由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组成的“创意阶层”，对居住环境的“城市体验”，如咖啡馆、画廊、历史街区的文化氛围，有着极高的要求。绅士化将原本破败的工业废墟（如纽约的SOHO区）改造成了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意街区，这是吸引全球资本和创新人才，让现代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存活、避免沦为“铁锈地带”的唯一路径。
学术研究重在“严谨”，政策研究重在“可用”。以政策研究为基础的“儒绅学说”虽然只是一种政策研究中的理论，但在社会实践的操作中，可以借鉴的城市治理理论极多。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社会的逆绅士化现象，实际远比人们现在已经看到以及愿意承认的更要严重的多。现在层出不穷的社会腐败现象，实际在文化层面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型的逆绅士化。所以“儒绅学说”，实际就是通过引入内外两种力量，中国历史文化力量以及西方现代文明力量，与各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各种庸俗、低俗和媚俗现象的精神对抗。因此很显然，“儒绅学说”实际也是社会形成精英治理的核心基础。
值得说明的是，“儒绅学说”在微观上虽然是个人修养的要求，但在宏观上，则有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儒绅学说”实际可以将个人修为与宏观上的国际关系，统合为一体，非常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全球国家，而非传统的、封闭的社会。
事实上，“儒绅学说”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社会都可以找到成功实践的经验，而它的实践，也必然会是一项涉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工程。可以相信，因为与现代文明的直接关系，“儒绅学说”作为精英治理的一种基础模式，一旦得到机会推广和实践，将会有很大机会得到证明和发展。
最终分析结论：
“儒绅学说”，实际就是通过引入内外两种力量，中国历史文化力量以及西方现代文明力量，与各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各种庸俗、低俗和媚俗现象的精神对抗。因此很显然，“儒绅学说”实际也是社会形成精英治理的核心基础。这概念的提出，当然是着眼于长远，植根于历史，是一种极度理想化的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方案对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和意义。（C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