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过去二十余年间，国际社会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路径，长期围绕军事打击与行政管控展开。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到当下各国不断强化边境管控、宗教监管和反极端主义立法，再到针对极端组织的定点清除和跨国联合武装行动，相关措施在削弱恐怖组织实体能力、压缩其活动空间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到萨赫勒地区，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再到近年来持续活跃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等组织的发展轨迹来看，极端主义并未随着军事行动的持续推进而消失，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以伊斯兰教作为思想基础，不断调整形态并获得新的增量传播渠道。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并非遥远的中东议题，而是与周边安全和“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相关的现实挑战。尤其是在中国新疆及附近区域，伊斯兰教作为思想基础，其发展和演变尤其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和冲击。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和算法推荐机制现在也在深刻改变宗教思想的传播方式。过去依赖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地方宗教权威的传统传播体系，正在被跨国化、去中心化、碎片化的网络传播体系所冲击。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多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和网络社群接触宗教思想乃至极端主义叙事。极端主义问题因此越来越表现为一场思想与叙事的竞争，而不再仅仅是安全治理和武装冲突问题。

这种情况怎么办？中国政策如何在庞大繁杂的历史叙事中寻求政策解决方案？这实际是极大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在2026年提出，对于宗教问题不能只堵不疏，中国在政策上应该支持和鼓励“进步伊斯兰”的思想，进而形成“中国版的进步伊斯兰主义”，在国际框架的条件下，用一种更加文明，更加现代的教义阐述，沿着推动伊斯兰教温和化的方向，降低对抗，增进民族大融合。

实际上，过去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有着类似的思路，但有关方法却值得商榷。如有观点曾主张在教义思想上推进直接甚至过度的替代，这可能导致新的思想对立；还有如过度的本土化倾向，如回溯中国明清时期的“以儒诠经”传统，这又会导致中国与国际思想潮流的断裂，引发中外之间的思想对抗。与这些学界观点相比，作为智库学者，陈功提出，应该在国际伊斯兰的趋势之下顺势而为，尝试旧瓶装新酒，在教义内容阐释上下功夫，在解经学方面下功夫，让中国形成自身的新一代伊斯兰思想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思想潮流并非是只有激进化和保守化两种趋势。在过去十余年间，从印尼、马来西亚到海湾国家，再到欧美穆斯林社群，一系列温和化、多元化和现代化的伊斯兰思潮正在逐渐成长。这些力量虽然尚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问题，但它们能在世界上最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普遍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新的思想空间正在形成，教义思想的创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对于中国而言，与其将伊斯兰问题简单理解为安全问题，不如去支持伊斯兰内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发展趋势，以此作为维护周边稳定、推进反极端主义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补充路径。

在这些方面，印尼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在印尼国内，也有阻力甚至对抗，但其大体可以作为进步伊斯兰主义生发的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印尼作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内部长期存在强调包容、多元和本土文化融合的伊斯兰传统。近年来，当地一些最重要的宗教组织进一步提出“人道主义伊斯兰”、“本土化伊斯兰”等理念，强调伊斯兰应当服务于社会和谐、国家发展与跨宗教共存，而非成为政治对抗和身份冲突的工具。这种思路并非否定宗教，而是主张在保留宗教认同的基础上推动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过去，印尼在伊斯兰问题上也曾走过弯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沙特利用石油财富在全球（包括印尼）资助建立了大量的清真寺、宗教学校（Pesantren），并设立了著名的雅加达“伊斯兰与阿拉伯语研究学院”（LIPIA）。结果是这种宗教渗透导致印尼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明显的“阿拉伯化”（Arabization）和保守化倾向，部分本土温和传统，被来自中东的保守服饰和严格教法取代，这也导致了印尼国内极端主义事件的上升。

陈功过去反复强调，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化的伊斯兰教不能混为一谈，政策面更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印尼也是这样做的，印尼学者和宗教领袖就非常强调，伊斯兰教不需要“阿拉伯化”。他们认为，印尼的伊斯兰教应该包容本土文化、倡导多元主义（Pancasila，建国五项原则）、尊重女性地位，并且支持世俗的民主政体。事实上，近年来，拥有近亿成员的印尼 NU 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不再满足于耕耘本土，他们开始主动向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和中东）推销“印尼模式”，试图将印尼树立为“全球温和伊斯兰的灯塔”，以此来挑战中东国家作为伊斯兰精神中心的唯一性。

马来西亚是另外一个例子。马来西亚近年来提出的“昌明大马”（Malaysia MADANI）理念，其核心并非世俗化，而是将公平、诚信、创新和社会责任等现代治理理念与伊斯兰价值观相结合，试图证明宗教信仰与现代国家建设并不矛盾。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长期以来“现代化是否必须去宗教化”的争论。

并且，海湾国家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沙特近年来持续推动“温和伊斯兰”叙事，削弱宗教警察权力，扩大女性社会参与，开放文化娱乐产业；阿联酋则积极推动宗教宽容和跨宗教对话，试图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家形象。尽管这些改革更多属于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神学改革，但其本质仍是在重新界定伊斯兰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欧美国家伊斯兰宗教的现代化演变趋势也同样明显。在欧美穆斯林社群内部，早已出现了强调性别平等、社会正义、环境保护和多元包容的新思想潮流。虽然这些思潮目前影响范围有限，但它们共同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伊斯兰世界内部并非缺乏现代化动力，其自身正在经历一场缓慢但真实的全球性思想重组过程。因此，中国在国家政策面上，有必要大规模积极介入这一重要的、或许也是历史性的、伊斯兰教思想的重组过程。

中国周边的大量国家和地区属于穆斯林社会，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从中亚到南亚，从中东到东南亚，这些地区不仅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能源、贸易和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向。相关地区的长期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现实已经证明，安全合作和反恐行动虽然有其必要性，但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极端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如果伊斯兰内部能够形成更多与现代国家秩序、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经济体系相兼容的发展力量，那么极端主义赖以生存的思想空间将被极大的压缩，被真正根除的可能性可望大幅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路与中国长期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高度契合。中国并不追求输出某种意识形态模式，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教义思想变化态势，中国不宜将其简单理解为“世俗化”或“西方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如何促进不同文明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发展。所以，支持伊斯兰内部的温和化和现代化探索，本质上是支持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和稳定的发展方向，而不是支持某一具体的宗教派别。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历史、社会和地缘政治背景，难以通过单一手段得到彻底解决。过去二十余年的实践表明，军事打击和行政管控虽然不可或缺，但其作用更多体现在压制和遏制层面，难以根除极端主义赖以生存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随着互联网和算法传播重塑宗教传播生态，极端主义越来越表现为一场关于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社会叙事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内部正在出现的温和化、多元化和现代化趋势虽然尚处于有限成长阶段，但却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

最终分析结论：

对于中国而言，将伊斯兰问题仅仅视为安全问题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现实环境。更加长远的思路，应当是在坚持反恐和维护安全的同时，关注并支持伊斯兰内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发展趋势，将其作为周边稳定、反极端主义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新路径。这样的政策取向既有助于削弱极端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并为构建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