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当下影视市场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大制作、明星云集的电影，遭遇口碑票房“滑铁卢”，亏得“底儿掉”，而一些素人出演、低成本、聚焦普通人的作品却大受欢迎。像《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并非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按照过去影视业的行话来说，就是“不懂艺术的人”，却耗时五年进行实地调研，启用了全业余演员，仅以1400万元的预算拍摄。女主角甚至是个金融系的大学生，拍完戏还要赶回宿舍，男主角现实中找工作也没人要，所以干脆来拍戏。就是这么一帮连“艺术”门都进不去的人，拍出的片子95%都是难懂的潮汕话，但最终取得了超过10亿元的票房佳绩。

类似的案例还有，两个年轻人“手搓”的短剧《Enemy》上线不到两周，就拿到抖音7.6亿播放量；粤语片《夜王》以不到4000万港币的成本，拿下超过2.24亿元票房。这些爆火的作品，没有一个真正依赖流量明星，也没有一个靠砸几个亿搞宣传完成市场突围。相比之下，一些背靠名导、明星的高成本电影，上映第一天就票房惨淡，最后甚至连一个人的片酬都收不回来，需要观众“走个面儿”支持票房，遭遇了极其的冷遇。于是影视业的名人开始“哭了”，说影视业的“寒冬”来了。

这真的是影视业的“寒冬”吗？还是过去那套影视业的玩法正在遭遇公众的公开否定？一般的评论往往会说，真正打动观众的是真诚的创作，而不是巨额投资和所谓的明星阵容。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这只是停留在影视业的表面，没有深入到影视业的底座——文化潮流的变化。

文化潮流既然是潮流，就当然是善变的，所以影视业的这种流行趋势的变化并不稀奇。过去那帮聚光灯下的明星人物，已经被市场所厌烦，他们将之视为“终生事业”的事情，实际也只是他们个人的职业套路和玩法，而市场和观众看不惯这些套路和玩法了，于是集体淘汰他们，这本身就是“一出好戏”，也是社会公开否定的一个过程，只是艺术界的这帮人还没明白，或者根本不愿意承认。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文化的转型。

过去定义社会价值的东西，财富、名望、人脉，已经不能在文化层面引发人们的共鸣。人们越来越看到，你钱再多，也没有感情值钱，表面上那些充满“设计感”的“花活儿”，不如实在的生活反映。“流量决定一切”的时代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流量”本身。现在，社会上的“流量”不再完全被所谓的“艺术”引导，不再甘愿被玩弄，于是开始自己动手，引领潮流。简单说，就是现在的“流量们”，在简单技术的支撑下，用手机、IPAD等现在看似简单、实际高度集成化的高科技工具，终于开始有条件用“真实”来反映他们所理解的社会真实了！

其实，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阿嬷的情书》、苏超、地方文旅、短剧、小城赛事等“文化出圈”的事情。这些都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背后是社会的价值锚正在从虚假的金字塔尖，回归基层社会。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扁平化的阶段，技术把表达工具下放给普通人，平台把传播渠道打开给小团队，社会情绪又在推动人们寻找更真实、更直接、更少被包装的内容。由此形成的不是简单的审美变化，而是社会表达权、组织权和传播权的重新分配。这种向基层的回归，完全真实，完全正常，完全应该，而且今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证明。

对于这样的文化转型趋势，政策有必要及早察觉。

比如《给阿嬷的情书》，不仅能够在国内市场引发共鸣，还会触及海外华人社会、周边地区和不同文化空间的话语权竞争，甚至招致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方面的敏感反应，被批为所谓的“统战工具”，说明这种低成本、生活化、情感化的内容具有过去许多高投入宣传所难以达到的渗透力和解释力。过去花了成千上万的钱，构建、形成的“简单叙事”，诸如“财富－美人”，力图表现的那种镀金时代的为所欲为的生活方式，在经济下行的现实中已经被粉碎，年轻一代已经明白那是虚假的，未必能做到的事情。于是，普通的创作者、小团队，他们提供的有关真情实感的叙事，就反而可能做到一种全新的文化叙事和潮流定型。在这样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政策的构建其实是简单的，只要不卷入利益场中，随时因势利导，就能对新的文化趋势加以充分利用。

真正的典型问题，恰恰就是因为“政策卷入利益场”中，导致“政策单元与市场融为一体”。所谓的“融为一体”，并不是指政策支持市场发展本身，而是指政策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不再只是制定规则和提供公共服务，而是直接卷入、参与到具体项目、具体资源分配甚至具体利益结构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到了这个程度，政策单元也就成为一切改革、变化、创新的最坚定反对者了。

如“苏超”的前后现象，很清晰地演示了这样的问题。

政策部门本来应该管政策、管规则、管结果，负责的是公共目标和社会效果，但他们有时以为自己管的就是具体的人和事，于是形成了荒唐的“政策市场一体化”。这样一来，本来政策面可以因势利导，让市场充分自由发挥的，结果却是因为“政策单元”与市场和既有利益深度绑定，反而可能带头反对、压制那些更有希望、更加符合趋势和潮流的政策选项，继续坚持、维护原有的、陈旧的、与社会大趋势相反的一套。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坚守的这一套，与过去已经形成的“一体化”利益完全一致。

所以，中国演艺界和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出现的这些苗头和趋势，远不仅是“低成本制作也能行”的那点事，也不仅仅是老百姓对于明星大腕儿的反感，而是社会文化的转型。这种社会文化转型的特点，与文化的扁平化、去中心化有关，实际就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回归社会本来该有的、真实存在的一面，这是一种脱离目障看社会的结果，实际是一种必然而且自然的回归。

从政策的程序环节来看，其中涉及到相应地改革，只有因势利导，改掉那些已经利益一体化的“政策单元”，创建出性质全然一变的新型政策单元，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因势利导。至少有一点事关重要，新的政策单元自己不应继续成为市场中的“玩家”，不应成为资源分配场中的利益节点，而应该成为规则制定者、公共平台建设者、底线监管者和生态培育者。

当然，这样的事情从来不会一帆风顺。现在那些玩小成本制作的年轻人，未来的道路也不会顺畅无阻。他们面临的情况，将会与“苏超”与“其他超”一样，既有阻力，也有“异化”。一旦成功，就会有人进入，一旦有流量，就会有资本进入，一旦有政策关注，就会有项目包装和利益分配进入。社会的文化趋势也会被利用，也会被扭曲；基层活力会被释放，也会被收编，而所有这一切社会文化的变化，正是政策需要保持清醒的地方。政策不能把自发生长的社会文化趋势，迅速变成新的利益场，也要阻止旧的利益结构借着“新概念”重新包装自己，继续玩过去的游戏。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阻力有多大，社会文化趋势的转型是挡不住的。

社会以及社会文化因为高科技的发展，正在众多方面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出现扁平化，“扁平化”是一种大趋势！现在的AI发展可以让大家看到这种“扁平化”根本就是一种浪潮，许多过去需要专业化分工的工作，被迅速地聚集甚至是被省略，所以“扁平化”是科技发展所决定的大趋势。

在这种扁平化的浪潮中，金字塔尖的那部分熟悉套路、靠套路吃饭的群体，包括艺术家、大学教授、高级律师、作家以及大量依靠虚名博利的人，今后可能统统都会面临生存危机。过去他们依靠资格、头衔和话语权占据所谓“地位上的高位”，现在他们必须重新证明自己与真实社会之间的连接能力。

一个社会不能永远靠少数人替多数人表达，也不能永远让少数中心替基层社会定义价值。基层社会正在重新赢得表达的机会，普通人正在重新获得参与的机会，真实的经验、经历以及体验，正在重新得到定义价值的潮流窗口。所以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旧有产业政策、部门政策以及政策结构对新社会文化趋势的不适应。未来政策制定，不能再为社会选择中心、分配资源和为政绩复制所谓的“典型”，而应该因势利导，降低进入门槛、维护公平规则、保护多样试错，这样才能在基层社会的自发活力中发现新的治理资源，进而发掘出新的能量。

这是完全自然的趋势，一个社会只能适应这样的趋势，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最终分析结论：

《阿嬷的情书》、“苏超”和地方文旅等出圈现象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热点，其背后是社会价值锚，出现从金字塔尖回归基层的明显趋势。技术进步今后会带来极大的扁平化，极大地降低表达门槛，公众情绪也在推动社会注意力回归真实生活本身，那些过去依靠资格、名望、资本和话语权吃饭、位居高位的群体，必须重新证明自己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连接能力。在新的趋势下，政策应该因势利导，降低进入门槛、维护公平规则、保护多样试错，在基层社会的自发活力中发现新的治理资源和新的能量。（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