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现实环境中有不少人因为GDP增长率的下滑而认为，经济对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重要了。这句话颇有争议也引人深思。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运转、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的基础，中央也一再提及经济是“一项中心工作”，大家对这一点并无分歧。真正的分歧，其实关键在于对现实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中各式各样、千奇百怪、悲喜交加的现象，应该如何去理解。

安邦智库（ANBOUND）的资深研究员陈功先生认为，要统一认识，产生共识，理解各种社会发展现象，弥合和熨平各种已有的社会分歧，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和概念基础，这样才能建立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基础之上，去产生共识和理解。这是安邦智库若干年来，一直建议引入“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 Society，或“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一概念的原因和初衷。同时也要看到，无论理论争议如何展开，但中国经济和社会事实上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进发。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共同发展的概念，其核心关注现代社会在工业化之后出现的新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发达社会将在工业化之后进入以服务业、知识生产和技术控制为核心的后工业阶段。这一理论揭示了现代经济从物质生产主导向知识、信息和专业服务驱动转变的趋势，为理解工业社会之后的结构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安邦在这一基础上，则将“后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规划概念的基础，用于观察中国在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经济结构、城市形态和社会运行方式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

后现代社会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征，可以归纳成四个层次加以理解：经济结构的转型、创新能力的积累、文化生活的繁荣，以及民生保障的夯实。这四个层次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社会从高速工业化阶段迈向成熟发展阶段的基本图景。

首先是经济结构层面的转型。后现代社会是一种低增长环境，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极为常见。这种明显低于工业化高峰期的经济增速将会成为长期条件，而非暂时现象。制造体系趋于成熟，基础设施逐渐完备，实物商品供给日益充足，人口、土地和资本投入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经济自然由高速扩张转入存量调整。政策追求的中心也由追求更高增速，转向如何在增长率难以显著上升的情况下维持就业、财政、福利和社会稳定。

与此相应的是，稳就业成为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之一。后现代社会非常重视失业率、就业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岗位质量。当增长率下降之后，社会稳定不能再依赖不断扩大的工业投资，而要依赖服务业持续吸纳就业、创造收入和维持社会流动。陈功先生在一次讲座和答疑中曾举例说明，有地方的高级焊工，从工厂退休后回乡，创办了一家焊接技能培训学校，非常受欢迎，学生很多。这位焊工就是从第二产业工人转变为第三产业的教育培训者，同时又向工业体系输送高收入技术人才——传统工业技能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培训、维修、咨询、设计和技术服务，这正是后现代就业结构转型的一个缩影，也是政府需要理解的转型背景，应该给予鼓励和引导的原因。

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承担着新增就业、收入扩张和消费升级的功能，而制造业则更多聚焦于基础供给、技术能力和国家安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前的问题，并非服务业发展过度，而在于服务业虽在统计上占据主导，却尚未真正成为高收入、高附加值的增长引擎：大量新增就业岗位集中于低价格、低门槛的生活服务领域，而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演艺、专业咨询、现代金融等高附加值服务，仍受制于制度、准入、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多重约束。

金融业繁荣与物流交通体系完善，则是后现代经济结构的两个重要支撑。金融机构应当多而杂，不只有大型银行，还包括证券、保险、基金、资产管理、风险投资、金融科技和专业中介；没有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适合金融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服务业很难从低价值就业真正升级为高价值经济活动。高速铁路、航空、港口、城市轨道、即时配送和数字物流则共同构成城市经济的流动系统，其便利程度直接影响城市能够集聚多大规模、多高密度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其次是创新能力的积累。后现代社会并不是离开工业和技术，而是以更高技术水平重组生产、服务和生活。AI、数字平台、生物技术、先进通信和自动化系统，既提高制造业效率，也不断创造新的服务业形态。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在低增长环境下持续提升生产率，并在全球分工中占据更高位置。

教育中心是后现代社会科技创新的基础——大学要多，学生要多，因为大学不仅培养人才，还带来研究机构、实验室、创业企业、文化活动和国际交流，学生群体则为城市提供持续的流动人口、消费需求和思想活力。缺乏大学和青年人的城市，即便拥有工业基础和财政收入，也很难长期保持创新能力。

国际化程度高，则是后现代社会创新能力的重要外部来源。后现代社会的中心城市通常具有大量国际机构、跨国企业、外国人口、国际学校、国际会议和跨境专业服务。国际化并不只是举办大型活动，而是城市日常运行是否能够容纳不同文化、语言、职业和生活方式——一个城市越能吸引全球人才和资本，其服务业、科技、文化和金融体系就越容易形成更高层级的分工。

由此也不难想象，后现代社会对人才实际上是有梯度需求的。后现代城市需要的绝非单一类型的“高端人才”，而是既包括科学家、工程师、金融家、企业家，也涵盖教师、医生、艺术家、厨师、技术工人、服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的多元组合。城市功能越复杂，人才结构就越多样；一个只追逐少数高学历人才、却排斥普通劳动者的城市，终将难以维持完整的服务体系，也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繁荣。

再次是文化生活的繁荣。一个真正进入后现代阶段的社会，不只是工厂多、楼宇高、投资规模大，还要能够吸引大量艺术家、作家、设计师、导演、音乐人和文化从业者长期居住。文化艺术并非发展的装饰，而是形成社会与城市吸引力、消费能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重要基础；艺术家和作家愿意在哪里生活，往往说明这个地方是否拥有自由、多样、包容而稳定的文化环境。

与此同时，后现代社会通常拥有大量文化遗产、文物和博物馆。博物馆、美术馆、历史街区、剧院、书店以及保存完整的城市风貌，不再只是公共文化支出，而会成为旅游、消费、教育和人才吸引的重要资源；城市之间的竞争，也逐渐从谁拥有更多工业项目，转向谁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最后是民生保障的夯实。进入低增长时代后，社会评价不再只看国内生产总值，而会越来越关注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住房条件、公共交通、教育公平、环境质量和社会安全。福利不是经济增长之外的附属品，而是维持消费预期、劳动流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居民只有对未来具有基本安全感，才可能形成稳定消费，因此福利水平本身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

房价相对较高，同样是后现代中心城市常见的结果。高房价并不当然是积极指标，但它通常反映就业、教育、医疗、文化和公共服务等资源高度集中。问题不在于追求高房价，而在于城市是否能够以足够的收入岗位、公共服务和住房供给，缓解高成本对青年人口和普通劳动者的排斥。后现代城市的房价、人口与消费之间必须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否则城市可能只有资产价格，没有持续活力。

从这些特点和角度来看，中国向后现代社会演进的趋势也就更加清晰。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在GDP和就业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均已超过50%。与此同时，过去单纯依靠扩大投资和增加产能推动增长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开始逐步转向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和高附加值服务。从城市发展来看，北京和上海的后现代社会特征更为明显。两座城市的发展不再主要依赖传统制造业规模扩张，而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金融服务、高等教育、文化产业和国际交流能力吸引资源集聚。大量企业和人口持续向这些城市集中，本质上反映了后现代经济中知识、人才和服务资源的重要作用。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全国重要的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中关村、亦庄代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向，而798、三里屯等文化消费空间则体现了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上海则依托陆家嘴金融中心、外滩历史空间、巨富长文化街区以及苏州河沿线更新，将金融、商业、文化与城市生活进一步融合，形成更加综合性的城市竞争力。

当然，后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都要复制北京、上海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多数地方而言，未来更重要的是结合自身产业基础、文化资源、教育条件和区位优势，寻找适合自身的规划方向。例如，推动传统工业技能向培训、设计、维修、技术服务等领域延伸，培育特色服务业，改善公共文化和生活空间，提升城市对人口和人才的吸引力。同时，也需要更加重视债务、房地产和财政风险管理。

总之，后现代社会并不是放弃工业，而是在发展规划中寻找新的增长方式。未来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将会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把工业积累转化为科技创新、服务能力、文化活力和更高质量的社会运行体系。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工业化阶段向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转变。安邦智库认为，引入“后现代社会”概念，有助于理解当前宏观基础与微观压力并存的经济现象。后现代社会是在工业体系基础上，更加依靠科技创新、服务业、人力资本、文化发展和社会保障推动增长。总而言之，未来经济竞争将更多取决于创新能力、服务质量和城市综合吸引力，而非单纯依靠投资和产能扩张。（Z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