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众所周知的一点是，信息是认识环境、判断形势和采取行动的重要基础。对于任何规模较大的组织而言，信息不足都会增加判断的不确定性，因此扩大信息来源、缩短传递链条、提高信息获取速度，往往被视为改善决策的重要手段。然而历史经验显示，信息数量与信息质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信息来源不断增加，虚假信息、利益驱动型信息、重复信息和迎合型信息也会同步增加。如果信息筛选、验证和分析能力不能与信息获取能力同步提升，最初为减少不确定性而建立的信息网络，反而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中国古代一些特殊信息搜集机制的发展和异化，恰好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历史样本。

汉武帝时期的“绣衣直指”，可被视为古代突破传统信息传递方式的一种尝试。所谓“绣衣直指”并非后来意义上的常设机构，而主要是朝廷在特殊情况下派遣的使者。天汉年间，面对部分地区的社会动荡，汉武帝命令范昆等人衣绣衣、持节及虎符，赴地方直接处置相关事务。与普通的地方行政信息逐级上报机制相比，这种方式的重要特点在于缩短了信息传递链条。传统行政体系层级较多，一项信息从基层逐级上达，不仅需要时间，也会在不同环节经过筛选、缩略乃至产生偏差。特殊使者直接进入地方调查，使位于最高层的信息需求方获得了常规渠道之外的独立来源。从信息分析角度看，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单一信息渠道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增加独立来源有助于进行相互印证。

武则天时期的铜匦和告密制度，则进一步扩大了信息来源。过去大量的政治和社会信息主要沿官僚体系传递，而铜匦制度降低了普通人提供信息的门槛，使原本可能无法进入正式渠道的民间信息有机会直接上达。这种方式扩大了信息来源的覆盖范围，也减少了中间环节可能形成的信息阻隔。但信息来源迅速增加以后，另一个问题随即出现：信息提供者并不必然具有客观性。个人恩怨、利益诉求、政治投机等因素都可能进入信息生产过程并发挥作用。当提供某类信息可能获得收益，而提供错误信息需要承担的成本相对有限时，信息供给数量与信息可靠程度几乎必然发生背离。于是，原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信息不足”，随后面对的困境却变成了“哪些信息可信”。

五代时期前蜀的寻事团进一步显示，信息搜集能力还可以通过网络化方式迅速扩大。《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六所引《王氏见闻》记载，萧怀武主管的中团本身有百余人，每人又“各养私名十余辈”，这些外围人员分布在马医、酒保、乞丐、佣工等不同职业中，也有人进入州郡及勋贵之家担任厨师、马夫、车夫、乐师等，以至“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按照这一记载，百余名核心人员借助外围人员，可以形成千人规模的信息网络。

寻事团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只是其历史上的特殊性质，而是它展示了一种典型的信息网络扩张方式：虽然正式专业人员数量有限，却可以通过招揽大量非专业人员形成分散的信息节点来提高覆盖密度。与被动等待信息输入不同，这种节点网络主动进入信息容易产生和流动的社会场所，并利用不同身份搜集碎片化信息进行汇总和整合。其成本未必很高，覆盖范围却可以迅速扩大。从单纯的信息获取效率衡量，这无疑具有相当优势。但问题同样产生于此：当信息节点从少数专业人员扩展到大量外围人员以后，不同来源的可靠性、信息提供者的动机以及信息之间的相互矛盾都会急剧增加。信息网络越庞大，对筛选和验证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

宋代皇城司等常设机构所体现的，则是信息搜集机制逐渐由临时性向持续性发展的特点。临时派遣人员可以解决特定时期的信息需求，但难以进行长期观察；常设机构能够持续积累人员、关系和资料，使不同时点的信息产生连续性。信息分析由此获得一个重要的支撑条件：孤立的信息只能说明某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连续信息则能够显示事态如何变化。由一次性观察转向持续观察，是信息搜集能力的一次重要提升。但随着信息长期积累，信息规模必然将进一步扩大，如何从大量日常信息中识别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开始成为比单纯获取信息更加困难的问题。

这种信息搜集方式到明代厂卫体系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锦衣卫、东厂、西厂等机构形成了比前代更加复杂的信息网络，其中一些渠道具有较快的信息传递能力。《明史》记载东厂获得所谓“事件”后能够迅速上报，以至“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从信息传递角度看，这意味着信息获取已经不仅追求覆盖范围，也越来越重视传递速度。至此，从汉代特殊使者减少传递层级，到武周扩大信息来源，再到五代寻事团提高节点密度、宋代建立常设机构保持持续搜集以及明代进一步强化信息传递速度，古代王朝的信息获取方式已经呈现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网络越来越密，传递越来越快。

然而，信息获取能力的强化并没有消除信息质量问题，甚至可能放大这一问题。

明代留下的一些材料尤其具有代表性。《明史·刑法志》记载，锦衣卫缉事曾经出现“并以获多为主”的现象；隆庆年间，欧阳一敬批评相关情报人员滥用其权限内的侦缉力量，同时又以获得案件作为计功依据，由此容易形成“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的情况。这里反映出的已经不仅是历史上的具体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生产规律：当信息提供者的收益与提供信息的数量或者某类信息的出现频率发生直接联系时，信息提供行为本身就可能受到激励机制的扭曲。

这一问题发展到极端，就会从信息搜集转向信息生产甚至捏造。《明史》记载，东厂番役后来甚至出现“悬价以买事件”的现象，有人诱使他人实施奸盗，再把形成的案件卖给番役，私人恩怨也可能通过告密进入信息渠道。此时最值得注意的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机构如何运作，而是信息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正常情况下，事实发生以后产生信息，信息是对事实的反映；但当信息具有明确的利益价值以后，信息收集者便倾向于主动寻找符合需求的事实，甚至通过选择、夸大、拼接等方式形成需求方希望获得的信息。信息因此不再完全由现实决定，而开始受到信息生产机制的扭曲。

这正是“信息污染”的重要来源。

信息污染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虚假信息。完全捏造的信息往往比较容易识别，更复杂的受污染信息通常包含部分真实的事实。某件事情确实发生过，某句话确实有人说过，某个现象也确实存在，但如果信息提供者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性地搜集事实、放大某些现象、忽略相反证据，同样能够使信息使用者形成偏离实际情况的判断。因此，判断信息质量不能只回答“这件事情是真是假”，还需要追问信息从哪里产生、为什么会被提供、哪些相关信息没有出现，以及不同来源之间能否相互验证。

从这一角度观察，从绣衣使者到铜匦、寻事团，再到更加复杂的常设信息网络，历史上信息搜集能力的发展实际上始终伴随着一个基本矛盾：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信息筛选的压力也越大。信息来源较少时，主要困难是“没有信息”；来源急剧增加以后，困难则逐渐转变为“信息太多而难辨真伪”。如果仍然把获得更多信息本身视为目标，就会出现一种反常现象：信息数量持续增长，有效信息占比却不断下降，真正重要的信息反而被大量低价值信息淹没。

这种情况还容易形成信息过载。一个信息网络如果能够不断提供大量细碎材料，很容易给人形成“掌握情况越来越充分”的直观感受。但单纯的信息数量并不等同于整体性的有效认知能力。知道越来越多的孤立事件，与深入理解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如果缺乏归类、比较、验证和趋势分析，再丰富的信息也只是彼此分散的碎片。由此则会产生一种现象，即信息很多却“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信息丰富与有效认知之间的这种反差会越来越凸显。

因此，历史经验所展示的并不是信息越多越好，而是信息能力的发展必须同时包含两个方向：一方面提高信息获取的广度、速度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同步提高筛选、验证和分析能力。前者解决“看不见”的问题，后者解决“看不透”的问题。只有信息获取而缺乏分析，容易陷入信息过载；只有单一来源而缺乏相互验证，又容易产生信息偏差。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体系，应当使不同来源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使信息提供者的利益关系能够被识别，使异常信息得到复核，并能够从大量碎片中发现具有持续意义的变化趋势。

最终分析结论：

概而言之，信息系统真正值得警惕的状态，未必是信息匮乏，而可能是信息极度丰富之后，真实信息与污染信息越来越难以区分。历史上的信息搜集方式虽然与现代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但其中包含的信息规律并未因此失去意义：信息价值并不与信息数量成简单的正比关系，渠道越丰富、传播越迅速，越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筛选和分析能力。对于任何需要处理大量信息的组织而言，真正稀缺的最终都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从海量信息中识别可靠信息、排除受污染信息，并将分散事实转化为有效判断的能力。（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