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对机器人、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人们关注的往往是技术进步和项目落地。地方之间的竞争，也主要体现为谁的项目落地更快、产业规模更大、应用场景更多。应该说，这些问题基本属于政策操作层面的事情，反映的是高科技政策如何落地，以及不同地方落实政策的能力和进度。

安邦智库（ANBOUND）更关注的是战略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这一轮高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过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的观察，在这一轮高科技产业发展中，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拉动，只是投资对象变成了高科技，并且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甚至可能还不及之前。

过去，中国经济具备鲜明的投资驱动特征：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工业投资和城市化建设扩大需求，企业通过增加厂房、设备和产能推动生产，金融体系则将居民储蓄转化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投资由此成为政策稳定经济增长最直接、最容易操作的工具。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4年以后，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40%左右，2011年前后曾超过46%，明显高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

在上一轮的投资热潮中，房地产、基建是主要的投资标的，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中，通过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银行信贷和地方融资平台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循环，支撑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现在房地产投资大幅收缩，传统基础设施的增量空间也越来越有限，与高科技相关的重大项目便开始成为新的投资标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2%，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6%，制造业投资下降1.7%；但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5.0%，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12.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7.1%。可以看出，在整体投资下行的情况下，高科技投资逆势增长。

高科技投资进一步转化为全国大大小小的项目。江苏2026年安排了670个省重大项目，其中产业项目414个，在制造业重大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占比由74%提高到80%。四川安排了830个省重点项目，其中产业项目425个，年度计划投资3637.5亿元，涉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等新质生产力的项目超过240个。云南首批省级重大项目达到1677个，总投资2.57万亿元，其中产业项目929个，已有513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和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重大项目对全省年度投资的支撑率超过30%。

问题在于，很多高科技产业虽然具有发展远景，但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商业应用和收益，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

以商业航天为例。蓝箭航天2025年营业收入只有5209.63万元，归母净亏损却达到17.11亿元，2023—2025年累计亏损约37.75亿元。即便是行业中最成功的SpaceX，支撑其收入和现金流的也不是火箭发射业务，而是已经拥有稳定订阅收入的“星链”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大多数商业火箭公司而言，实现盈利的道路必然更加漫长。

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同样面临投资走在收入前面的问题。基础大模型需要长期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并承担高昂的研发和电力成本。大模型企业商汤科技2025年收入达到50.15亿元，其中生成式AI收入36.3亿元，但全年仍然净亏损17.82亿元。载人低空经济的商业化条件更加复杂，需要同时解决空域开放、适航认证、安全监管、起降设施和客流规模等问题。亿航智能已经是全球eVTOL商业化进度较快的企业，但2025年收入约4.18亿元，净亏损仍有2.76亿元，累计亏损达到22.62亿元，其交付的飞行器目前也主要用于景区旅游、测试、培训、展示和试运营。

决策部门不可能对高科技投资的回报问题没有认识。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政府投资基金指导意见，已经明确要求防止同质化竞争、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挤出社会资本以及新增地方隐性债务。既然文件已经明确提醒相关问题，就不能说地方政府不知道风险。

既然知道，为什么地方政府还要干，并且是抢着干？第一财经城市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目前公布可见的291份地级及以上城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基本都将高科技产业列为发展重点，其中257座城市要发展低空经济，198座城市要发展新能源，146座城市要发展机器人，113座城市要发展半导体……

原因其实很简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没有改变。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4.5%—5%，而且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这个目标摆在这里，就必须寻找能够形成增长的动力。

能靠消费吗？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将“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列为2025年九项重点任务之首，但政策实施效果一直有限。2026年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1.2%。消费是慢变量，受到居民收入、就业、房产财富、社会保障和未来预期的共同影响。要靠消费在短时间内填补房地产收缩留下的增长缺口，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基本不可能。

靠出口吗？

出口当然可以贡献增长，2025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7%，2026年前7个月出口仍然保持较快增长。但出口依赖外部市场，受到关税、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它可以成为增长动力，却不是地方政府能够稳定组织和主动控制的政策工具。

剩下可以做什么？似乎就是投资。房地产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干，传统基建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地方债务约束又越来越强，最后剩下的，就只有高科技投资。高科技至少还有远景，同时还涉及国家安全和科技自主的问题，既能进入国家战略，也能装进地方项目清单，既可以设基金、建园区，也可以争取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和银行信贷。就现实的政策选择来说，高科技自然成为最适合继续投资的方向。

所以才会看到，高科技产业的资源组织方式逐渐“基建化”。政策确定方向后，地方编制项目，公共资本先行，金融机构提供杠杆，企业跟进投资，园区和产能建起来，然后再去寻找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收益还没见到，债务雪球却越滚越大。现在地方财政本来就不宽裕。土地财政留下的窟窿还没有填上，如果又通过基金、国企和信贷，把大量资金压到回报周期漫长的高科技项目上，债务问题就不是雪上加霜，而是百上加斤。

讲到这里，不是说就不能发展高科技了，而是高科技发展必须注重“度”的问题。有限度地支持高科技投资，承受一部分失败，是科技竞争必须付出的成本。但如果把高科技重大项目当成房地产和传统基建的替代品，要求它们承担同样规模的稳增长任务，那么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科技投资原本应该由能够承担风险的长期资本来做，一旦越来越依赖地方国资、融资平台和银行信用，高科技的产业风险就会逐渐转化为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陈功先生认为，对中国经济未来能否保持一定增长，倒不必特别悲观。中国毕竟还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巨大的市场和大量工程技术人才，一部分高科技产业最终一定能够成长起来。真正悲观的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仍然沿用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园区建设和债务扩张的办法，那么新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长成，旧模式的债务却已经重新积累起来。高科技当然要发展，甚至必须发展，但发展高科技与利用高科技项目拉动投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个依靠真实需求、长期技术积累和企业盈利成长起来的产业，才可能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一个主要依靠政策信号、项目清单和资金杠杆堆起来的产业，最后留下的也许不是新质生产力，而是披着科技外衣的新一轮债务。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经济的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因为房地产收缩而退出，高科技正在成为地方组织项目、承接资本和维持增长的新载体，这就是高科技投资的“基建化”。需要警惕用短期稳增长的方式推动长周期、高风险的科技产业扩张。一旦项目规模和债务杠杆失去控制，最终增加的分量仍会落到财政、国有资本和银行体系身上。（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