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6-09-10
每日经济 2026-09-10
2026年8月，挪威警察总局旗下公共服务机构Politiets fellestjenester发布“地缘政治情报分析”预备市场调研，为后续正式采购寻找潜在供应商。从采购内容来看，这并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咨询服务采购。挪威警方希望获得能够持续提供书面和口头情报的技术与服务，用以研判可能导致寻求庇护者流入挪威的地缘政治事件，以及可能影响驱逐、配额难民接收等国际行动的潜在威胁；相应采购分类也不限于评估咨询，而是同时涉及数据分析、预测软件、信息系统和应用服务。也就是说，挪威警方所寻求的已经不是针对某一事件形成一份研究报告，而是一套能够持续追踪外部环境变化，并将这种变化转化为警务决策信息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
就这一态势的突出意义而言，首先在于挪威并不是一个缺乏国家安全护卫和情报能力的国家。警察安全局PST、挪威情报局NIS和国家安全局NSM分别承担国内安全、对外情报和国家安全保障职责，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但是，国家情报体系能够判断俄罗斯构成何种战略威胁，并不等同于负责移民、遣返和国际行动的具体警务部门能够随时回答另一层面的问题：某一地区局势变化是否可能在未来数周形成新的难民流，某国政局变化是否会迫使遣返行动暂停，某条跨境路线是否正在重新活跃。2015年约5500名寻求庇护者经俄罗斯北部斯托斯科格口岸进入挪威的经历已经表明，人口流动并不始终只是一个移民管理问题，在特定条件下，它可以迅速转化为边境安全问题，甚至成为国家间博弈的一部分。由此产生了一个传统国家情报体系并不容易完全解决的问题：年度甚至周期性战略威胁评估与行政执行部门每天都可能变化的具体行动需求之间，实际上存在明显的信息落差。挪威此次采购的意义，正在于试图通过市场化方式填补这一落差。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挪威的选择并非孤例。近年来，美国和欧洲政府采购活动中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即政府采购的对象开始从武器、软件和数据库进一步延伸至市场所形成的“感知世界的能力”。美国情报体系发布的《2024—2026年开源情报战略》已经将开源情报界定为来自公开或商业可获得信息、用于满足特定情报优先事项和信息缺口的情报，并明确提出协调开放源数据采购、扩大共享、推动创新以及加强与产业界合作。这一表述的意义在于，“商业可获得信息”已经不再只是国家情报活动外围的辅助材料，而是被正式纳入美国情报体系可以持续利用的基础资源之中。
这种变化在地理空间情报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美国国家侦察局早在2022年就向BlackSky、Maxar和Planet授予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业卫星图像合同，总价值在未来十年达到数十亿美元。进入2026年以后，这一模式仍在继续扩展：国家侦察局通过新的商业采购机制获取光学、雷达、高光谱、射频和激光雷达等多种商业遥感能力，8月又签署三份商业雷达增强合同，将商业合成孔径雷达用于情报分析、全球监测、灾害响应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则在2025年选择13家供应商进入总额2亿美元的Luno B商业数据合同，并于2026年推出CIBORG机制，为政府集中采购商业图像、数据、分析能力和服务建立标准化渠道。这些变化表明，商业部门与国家情报体系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超出过去简单的“购买图像”或“购买数据”，而开始向长期、制度化获取外部感知和分析能力转变。
英国和欧盟也在沿着类似方向推进。英国2025年启动“Unlocking Space for Government”计划，明确推动民事和国防公共部门采用商业地球观测、卫星通信以及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强调政府应成为空间服务的“战略客户”。英国政府随后启动公共部门地球观测数据市场调研，提出集中采购商业卫星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服务，以减少不同部门重复采购，同时服务于气候韧性、国家安全和数字化转型。欧盟则计划通过动态采购体系集中公共部门对商业空间数据和服务的需求；2026年投入1.8亿欧元采购主权云服务，并建立包含战略、法律、数据与AI、供应链、安全等48项指标的“云主权”评价体系。虽然这些制度安排的具体应用领域并不相同，但其共同之处在于，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制度化采购，把原本分散存在于商业市场中的数据、计算和分析能力持续接入公共治理体系。
实际上，欧盟正在把这种模式进一步从数据采购推进至直接采购“情报生产”。欧盟委员会2025年9月通过的单一市场计划调整文件专门增加“商业情报服务”项目，明确提出由内部市场、工业、创业和中小企业总司建立一个面向整个欧盟委员会的商业情报实体，并由外部承包商协助收集和加工情报。其监测对象已经明显超出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和市场信息，不仅包括红海危机、稀土出口管制等可能造成全球价值链中断的事件，也包括特定企业或地区发生的停电、工厂关闭、并购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非欧盟国家法律政策变化、网络安全和可能改变既有市场结构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其信息来源覆盖媒体、专业出版物、企业财务文件和业绩说明会、行业报告、学术研究、专家网络、企业调查以及专业数据库。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运行方式：外部承包商既要建立永久监测机制，又需要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临时需求，在2—3天至2—3周内完成相应分析，最终形成即时预警、简报和影响分析报告。该项目预算180万欧元，其中商业情报服务采购最高155万欧元，另安排25万欧元用于购买数据库。这种安排意味着，商业机构提供的已经不只是政府获取外部数据的一条补充渠道，而开始介入从信息搜集、持续监测、加工分析到风险判断和决策支持的完整过程。
类似变化也在传统警务体系内部出现。英国警务采购机构BlueLight Commercial于2025年启动全国性开源情报社交媒体筛查框架，2026年进入实施阶段，框架估值4000万英镑、期限四年，允许相关警务机构通过多供应商机制采购OSINT软件。前期文件显示，这套能力主要用于新入职人员、定期及临时安全审查、国家安全许可等场景，其目的之一就是改变过去主要依靠人工完成公开来源核查的方式。英国警务体系的这一安排与挪威警方采购地缘政治分析服务在具体用途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二者反映出的制度变化具有一致性：政府部门不再只是在具体问题出现以后临时寻找咨询机构，而是开始通过采购框架预先建立一种可以持续调用的外部信息能力。商业情报由此逐渐从针对特定问题提供意见的一次性“外脑”，转变为嵌入政府日常工作流程的常设工具，其基础设施属性也因此开始显现。
由这些案例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商业情报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某种结构性变化。过去政府向市场购买的主要是设备、软件、数据库或者阶段性的咨询成果，而现在采购对象正在逐渐延伸至持续更新的数据流、风险监测、预测模型以及分析能力本身。卫星公司负责发现地表变化，数据企业整合航运、贸易和供应链信息，专业咨询机构持续追踪政治风险，人工智能则进一步承担多语言信息筛选、事件识别和异常预警。过去由于数据获取成本、技术能力和组织条件限制，许多只有国家情报机关才有能力持续开展的工作，随着商业卫星、互联网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逐渐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供给。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国家情报能力正在失去意义，而是意味着国家获取和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组织边界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一意义上看，政府治理体系中实际上正在形成一个介于传统情报机关与行政执行部门之间的“中间情报层”。国家情报机构仍然承担间谍活动、军事意图、反恐等高度敏感的战略情报工作，但是外交、警务、移民、能源、交通、供应链乃至地方政府所面对的跨境风险越来越多，而且这些风险通常具有变化速度快、专业领域分散和部门需求差异明显等特点。传统情报机关既没有必要，也很难针对所有行政部门持续提供高频、定制化分析。商业机构所填补的恰恰是这一空间：通过持续收集全球公开信息和商业数据，将其加工成为适合具体政府部门使用的风险产品。由此，“地缘政治分析”开始从少数国家安全机构才能持续生产的专业产品，逐渐转变为普通政府部门也能够像采购数据库、云服务和专业软件一样获得的日常能力。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是否正在把情报外包”，而在于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设施正在重新划界。商业机构能够提供的数据和分析能力越丰富，政府本身拥有多少公务员和情报人员，就越不再是衡量其风险感知能力的唯一标准；能否将国家情报、商业卫星、开源数据、人工智能和专业分析机构有效连接起来，并由此形成持续更新的风险感知网络，可能越来越成为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能力扩展同时意味着新的依赖。如果政府越来越依靠少数商业供应商提供的数据、算法和判断，那么供应商选择什么信息、模型依据什么标准定义风险、错误预警由谁承担责任，以及关键数据是否受到外国企业控制，就不再只是采购和技术问题，而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数据主权乃至国家安全问题。商业情报进入政府治理的过程，因此既是治理能力边界扩展的过程，也是政府重新建构公共权力与市场化信息能力之间关系的过程。
最终分析结论：
挪威警方采购地缘政治情报服务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表面来看，这只是一项针对移民和遣返业务的小规模市场调研，但将其置于美国、英国和欧盟近年来一系列商业数据、开源情报和分析能力采购的变化中观察，就会发现其所反映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商业地缘政治情报正在从企业风险管理工具逐步进入政府核心治理流程。继云计算、卫星通信和数字平台之后，持续感知外部世界、识别其中的变化，并把这些变化转化为可以支持具体行动的预警和判断，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公共治理基础设施。未来国家之间在信息领域的能力差异，可能不再仅仅体现为掌握多少秘密，也将越来越体现为谁能够更快地从全球海量公开信息中发现变化、形成判断，并在风险真正转化为危机之前采取行动。（Z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