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空间变化趋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4.7%，较上年同期有所回落，二季度增速也较一季度有所放缓。但全国经济并非全面收缩，而是在总需求扩张趋缓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人口和资产配置开始表现出更明显的空间集中。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1.6%；与此同时，上海GDP增长5.6%，北京增长5.4%，广州和深圳均增长5.8%，成都增长5.0%。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海2025年常住人口在自然增长为负的情况下仍增加5.15万人，成都常住人口增加6.1万人，而四川全省人口同期减少约46万人；上海上半年二手房网签14.73万套，同比增长12.5%。这些现象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全国新增需求趋弱的情况下，为什么少数核心城市反而能够持续获得人口、消费和资产配置？这种集中究竟是正常的城市集聚，还是一种新的城市竞争现象？

这需要与过去经济扩张时期的“城市虹吸”区别开来。经济扩张阶段，核心城市吸收人口、资本和产业，往往伴随着全国市场扩大、投资增加和就业扩张。核心城市做大以后，产业链和消费需求还可能向周边扩散，因此核心与周边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总体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增量。如今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人口总量已经进入负增长，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仍处于收缩状态，居民和企业对未来收益的判断趋于谨慎，城市之间竞争的对象正在从过去的“新增需求”，逐渐变成有限的人口、就业、消费和资产配置争夺局面。核心城市获得更多资源，不再必然意味着周边城市能够同步受益，区域之间的资源竞争明显增强。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指出，这是一种经济承压条件下的“竞争性繁荣”。其基本逻辑是：全国增量资源不足、未来预期不明，企业和家庭开始主动降低风险，启动家庭避险行动；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比较之后，有限资源更加倾向于流向交通便利、产业集中、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质量较高，同时资产价格仍具有竞争性的核心城市。核心城市因此获得相对稳定的增长，而周边城市则可能因为人口、消费和投资减少而进一步承压。城市之间由此形成一种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循环：越是确定的城市越容易获得资源，获得资源越多又越能提高城市确定性。

成都的变化，是观察这一机制的重要窗口。过去的一段时期，成都与周边城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产业和人口协同关系。成都承担研发、总部和高端服务功能，德阳、眉山、资阳等周边地区承接制造和产业配套，成德眉资同城化以及跨区域园区合作，曾经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制度安排。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核心城市发展与周边城市承接形成产业外溢。但当全国经济增量开始受限之后，这种“核心—周边”关系正在发生变化。2025年成都GDP增长5.8%，常住人口增加6.1万人；同期四川全省常住人口减少约46万人。2026年上半年成都GDP仍增长5.0%，成都都市圈GDP达到约1.61万亿元，占四川全省47.9%。这意味着成都的区域中心效应仍在增强，而四川其他地区能够获得的新增人口和经济资源空间则相对收窄。

上海呈现的是另一种更典型的核心城市吸附。2025年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增长为负，但常住人口仍增加5.15万人，主要依靠机械增长。2026年上海房地产政策持续降低非沪籍居民购房门槛，“沪七条”落地后，上海链家数据显示，新增客户量较新政前增长51%，日均带看量增长30%，南通、宁波、温州、金华等周边城市的购房者明显增加。这些数据不能简单等同于“人口虹吸”，但至少说明，上海住房需求已经与长三角更大范围的人口和财富流动发生更加直接的联系。与此同时，2026年上半年上海第三产业增长5.9%，金融业增长10.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9.1%，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6.0%。上海吸收的因此不仅是住房需求，更可能是就业、金融、消费和家庭资产配置。

上海和成都的共同点，并不是产业结构相似，而是它们都具有较强的区域中心属性，并且在全国增量资源不断受限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区别在于，上海更明显地表现为长三角范围内的高质量人口和资产配置集中，成都则更明显地表现为四川及西部区域内部的中心化。这说明“竞争性繁荣”并不是单一的房地产现象，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城市资源重新配置。房地产成交量和人口流动的变化只是最容易观察到的结果，真正被争夺的是高素质人口、就业机会、消费潜能、资产投资和家庭资产配置。

北京、广州和深圳同样值得纳入这一观察框架。2026年上半年，北京GDP增长5.4%，第三产业增长6.1%；广州GDP增长5.8%，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增长5.6%和5.9%；深圳GDP增长5.8%，第二产业增长6.4%，制造业增长9.3%。从经济韧性来看，这些城市显然具备形成竞争性繁荣的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本身还不足以支撑虹吸的持续自我增强，更关键的是未来是否能够保持稳定的营商和资产环境，以及外部经济环境是否稳定。

从机制上看，“家庭避险”可能是这一轮城市竞争最值得重视的需求侧变化因素。经济扩张时期，家庭选择城市，更多考虑收入增长、职业机会和资产升值；而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以后，家庭开始更加重视就业稳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住房流动性以及资产安全。对于无法通过跨国迁移来规避风险的家庭而言，在国内重新选择城市，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管理。也就是说，过去的“择业迁居”，正在部分转化为“家庭避险式迁移”。核心城市吸引的也不一定都是追求更高收益的人，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在寻找更高确定性的人。

由此看，“竞争性繁荣”能够成立，至少需要四项条件同时存在。第一，必须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明确的区域中心地位，使周边人口和资源能够低成本进入；第二，必须拥有较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使家庭具有长期迁入的理由；第三，必须存在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和产业岗位，使人口流入能够获得收入支撑；第四，资产价格必须保持相对竞争性和稳定性，不能因为价格过高而迅速丧失家庭进入能力。只有四项条件共同存在，核心城市才可能成为经济下行时期家庭和企业眼中的“避险港湾”，才能在经济收缩和预期不明时期持续吸收周边资源。

这也是当前地方城市最需要重新认识的变化。过去城市发展依赖的是增量逻辑：扩大土地供应、建设新区、招商引资、增加投资，再通过人口增长和房地产扩张形成循环。但在竞争性繁荣阶段，简单扩大城市规模的意义正在下降。人口和资本更加看重城市已有的就业、产业和公共服务基础，地方之间的竞争也因此越来越像一场对有限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于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而言，仅靠降低购房门槛和刺激房地产需求，很难改变人口和产业基础；真正需要做的，是收缩无效扩张，把有限资源投入到城市功能、公共服务和产业基础上。

对核心城市而言，也不能把竞争性繁荣理解为绝对安全。如果城市获得的增长主要来自周边人口和购买力转移，而自身没有形成新的就业、产业和财富创造，那么这种繁荣仍然存在明显边界。周边能够被吸收的人口和购买力终究有限。真正能够长期维持竞争优势的核心城市，最终仍然必须把外部虹吸转化为自身的产业增长、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改善。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的部分核心城市正表现出“竞争性繁荣”特点，其基本条件是：交通便利的区域中心，高品质社会资源，就业机会多，资产价格具有竞争力且相对稳定。当前，上海、成都已经出现较明显的核心化趋势，进入一种持续吸收周边资源的状态，而北京、广州、深圳则值得继续观察。这种现象如果持续发展，可能导致周边城市因资源流失而进一步承压。（C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