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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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及对国家发展实际的考虑，我国实行以“由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排斥市场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难以为继。
当时，大家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体制出了什么问题？因此，改革就成了中央决策层的基本共识。然而，当时中央决策层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在究竟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摸着石头过河”成了奋力开创改革开放新征程的光辉名言。那么，中国改革目标是如何从“市场调节”到“市场经济”的呢？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解析。
第一阶段，80年代以前，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下，再次强调“市场调节”，发挥市场的辅助作用。
“市场调节”讲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市场调节”的含义。陈云始终认为，国家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补充的部分。
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期间，他写下了一份《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指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1949年后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是完全对的，缺点是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计划太死，必然缺少市场自动调节。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陈云强调：我们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即计划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
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应该说，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是很尊重陈云的意见的。从这个角度看，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人吉布尼时，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因此，1979年由张劲夫的体制小组起草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的。因此，80年代以前的改革设想，还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没有打算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
第二阶段，1980-1983年，重调整背景下，“商品经济”被带上政治色彩，灵活采用群众创造的说法。
1980年9月，根据时任总理的指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国务院体改办（廖季立和薛暮桥）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一个是商品经济，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当时的大背景是，“重调整，缓改革”，改革要服从调整，致使改革的工作部署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的一些改革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并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2月下旬，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针对包产到户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际上，他是间接批评了“商品经济”的说法。
紧接着，在1982年春节，陈云又把国家计委的负责人找去，着重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在当时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陈云的意见是很尊重的。不过，廖季立和薛暮桥都是主张提“商品经济”的。但袁木认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认为这必然削弱“计划经济”。在当时情况下，薛暮桥不得不在一次会上做检讨。当年9月，党召开十二大。由于当时对“商品经济”有争论，不能写进文件，只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这是当时群众创造出来的，大家都可以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在1983年，党内还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
第三阶段，1984年，企业和地方改革重要突破下，时任总理巧妙说服党内老同志，“商品经济”被写进文件。
到了1984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包产到户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外开放后，搞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起来了；国有企业搞承包制试点，企业有了很大的自主权。随着企业与地方改革实践取得重要突破，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当时，为了寻求改革的共识，时任总理巧妙地说服党内老同志。他先让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随后，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投石问路”，老同志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时任总理组织起草小组就《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是否写入“商品经济”进行了多次讨论。第二次在中南海讨论时，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时任总理还请了邓力群参加。
时任总理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人提过？”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提过。”他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任总理最后说：“那就这样定。”当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场时，时任总理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在1979年就赞成商品经济。”
与此同时，1984年9月3日—9月10日，莫干山会议终于在浙江省德清莫干山圆满召开。该会议探讨了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模式，建议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发展商品经济。条件成熟后，9月9日，时任总理给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领导人写信，用传统提法包装了新的思想，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老同志们表示同意，于是将这一提法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第四阶段，1985年，在巴山轮会议影响下，重视“宏观间接调控”，逐步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1985年9月初，由国家体改委、社科院与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组织巴山轮会议。在巴山轮会议上，讨论较为热烈的是对经济体制模式的讨论。当时国内对市场经济仍然视为畏途，很多人提起市场经济，想到的就是混乱和无序的竞争。
其中，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的分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提出：“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直接行政调节、间接行政调节、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和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这个意见对时任总理的影响很大，他对将来要实行“宏观间接调控”很重视，就把这一观点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
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体制模式的提法就很自然地发展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是时任总理听取了廖季立的意见，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当时，很多人也都赞成这句话。而在十三大之前的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他强调：“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内部分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批判改革“市场取向”的文章，掀起了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并把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上升为“姓资姓社”的问题。在这一历史关头，邓小平多次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之后，中国改革目标逐步走向确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的道路上。
总体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决策层摸着石头过河，根据地方与企业的改革以及国际上的经验，顺势推动中国改革目标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从重新找回“市场调节”，到灵活采用群众创造的说法，巧妙说服老同志，到确定“市场经济”的地位，并继续走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
最终分析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目标是如何从“市场调节”到“市场经济”的呢？中央决策层摸着石头过河，根据地方与企业的改革以及国际上的经验，顺势推动中国改革目标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从重新找回“市场调节”，到灵活采用群众创造的说法，巧妙说服老同志，到确定“市场经济”的地位，并继续走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X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