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2024-12-03
“经济不搞好了,就无法实现政治稳定”,这在当今就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废话,但却是一句有用的废话!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情,追根溯源,还是经济问题。如何能搞好经济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大问题,但是这个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现在中央显然是高度重视“搞好经济”这个问题,而且正如“三中全会”所揭示的那样,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操作,但问题在于这一系列的政策操作不断受到各式各样问题的干扰,进而出现了偏离—纠偏、再偏离—再纠偏的奇怪扰动现象。面对这样的困难挑战,应该说现在还没有妥善的应对办法,尤其是缺乏那种具有自上而下势能的、能够带来纲举目张效果的、稳健而客观的政策“大主意”。
缺乏有效的政策“大主意”,就容易发生各种走极端的事情。一种有些极端的主张,就是“发钱”,如发行消费券之类的建议。这方面其实各地已经有所实践,但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消费提前,消费券的规模有限等。虽然有实证研究表明消费券可以放大消费3.5倍,但总体看其实效果尚欠佳,不能太乐观,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规模和力度,政府财政其实根本没有钱去持续地搞消费券。
现在随着经济下滑的长期化,社会戾气逐渐释放,恶性事件渐次浮出水面,甚至还有了此起彼伏的态势,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在这方面,目前的政策操作主要还是维稳,捂盖子。比如有些地方和社区针对“四无五失”人员的排查行动,“四无”即“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房产等资产”;“五失”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失常”。事实上,具有这样特征的人口规模极为惊人,粗略估计也有5000万人之巨。所以,仅靠“维稳”和“捂盖子”的传统做法来应对经济下滑长期化的趋势,可能无济于事,反而耗费惊人,成为财政的无法承受之重。
实事求是地说,按照现在的政策路数,实际“发钱”和“维稳”,两条各自独立、单兵突进的路子都不可行。这是一种极端化的漂移现象,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漂移不定,这样无助于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
那么依靠改革可以吗?理论上肯定可以,但改革需要时间,从改革的设计,到改革的实施,再到改革产生效果,就算改革方案合情合理,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中国经济长期下滑及其造成的问题和困境,能否允许拖得那么久的时间,这还真的是一个无法不让人审慎对待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改革本身,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分工”搞改革,中国无数的“部委办局口”,这就导致“三中全会”宣布的三百项改革任务,除非再出三百个“邓小平”,否则要想出台的改革方案具有系统思维,能够统筹协调,综合平衡,照顾全局,协调共进,大概率是不可能的,最后出来的改革方案,只能是一种“各人顾各人”的改革。这种情况下,按照“三中全会”的基本原则,高标准地顺利完成三百项改革,坦率地说可能性不大。关键的问题,还是得中央自上而下来拿“大主意”。
面对现在的困境和挑战,究竟怎么做才好?
这里面可能存在“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在于综合性。有综合才有系统,有系统才有宏观和统筹,因此才能完成改革的重任,才能避免那种单兵突进,试图“一抓就灵”的政策构想;第二个关键,在于中央的“大主意”。要创造自上而下的政策势能,产生有冲击力的宏观成效,这个“大主意”,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原则下的“综合福利主义”。
所谓“综合福利主义”,其实是一种主导思想,政策操作的核心是,提供人均补贴每年8万亿。看着这笔钱很多,其实也就是把土地出让金每年8万亿,最多还有政府开支、政府项目投资的一部分,转为了居民福利供给,直接发钱了,提供一个消费端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大致分配的考虑,是按照成年人每人1万-2万元一年来补贴。同时,配套一些必要的、渐进式的福利改革,从而构建、形成一套完整的政策方案,这些改革包括有:
1、医疗服务公平化。这是指公共医疗一竿子扎到底,干脆取消日渐入不敷出的现行医保,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在供应端解决医保问题。同时,鼓励设立高端私人医疗,对其征税补贴公共免费医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讲道理的时候。
2、解决全民养老保障的问题。强化“康养之城”的建设,利用城市更新对现有房地产进行必要改造。同时大力推行养老保险,真正实现全面化的老有所养,间接增加福利供给。
3、政府部门大规模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节约资金用于增加社会福利供给。
4、整体福利供给,分为两部分,部分是福利供给,部分是消费券,两者在统一规模之内同时发放,刺激经济增长,放大消费。
5、劳动法必须修改。在中国企业的供应端加力,鼓励劳动,奖励劳动。激励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良好社会风气,避免西方福利主义的侵蚀,培植“新食利阶层”,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杜绝现有钻法律空子,敲诈企业福利的普遍社会现象。
6、压缩政府项目,杜绝盲目投资。要保证政府项目跟着消费需求走,停止政府项目跟着经济增长走!停建、缓建大型项目,实行审慎对外援助。
7、刑法修改。刑法应该与民营经济促进法保持一致。切实保障私有财产,违反者直接入刑,加重刑罚,这一点是对“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
这些“综合福利主义”的措施实际是供应端+消费端的“双端行动”,综合发力,统筹协调,因此这七大项的顶端改革,应该同时抓好,齐头并进,一起落实,这样才能容易看到较好的政策成效。在政策操作上,要确保有效,应该设法确保七轴同转,同步实现,同步完成。
“综合福利主义”,实际上有着很多政策操作方面的好处。一是福利成为调控社会经济的杠杆。对于违法乱纪者,对于躺平钻营者,随时可以撤销福利,让福利供给成为政策杠杆。二是逐渐实现用消费拉动经济。片面强调消费是不可取的,但中国逐渐进入消费社会也是必然,当投资因各种原因无法有效拉动经济的时候,强化消费端更加容易实现平衡和调控。三是消费放大了中国市场,做大、做强了中国市场,这就可为中国的世界地位打开局面。
应该指出的是,“综合福利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原则下的福利主义!兼顾了生产和消费,避免了极端化。其实,福利主义没什么不好的,福利主义本身就是经济危机促生的产物,是一种对经济危机的应对。担忧的只是福利主义的缺陷,如享乐主义,促使“躺平”现象更加严重,还有容易“养懒汉”的陷阱和问题。对于这些缺陷和问题,其实只要着重运用和设计福利供给的政策杠杆,在制度优势的条件下,这是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
这里的“综合福利主义”,应该说只是一种粗浅的政策构思,仅是理论工具的一种政策应用,目的是研究和讨论现有的客观问题,寻找综合性的、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因为我相信,这是推动现阶段颇显低迷不振的中国社会经济产生动能效应的关键,可能成为让中国社会经济破围而出的“大主意”。
最终分析结论:
综合福利主义提供了一种从全局出发的政策构想,试图以系统性改革应对当前经济和社会的深层次问题。通过整合供给端与消费端的政策杠杆,这一思路摆脱了传统“维稳”与“发钱”政策的两极化困境,力图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虽然改革的复杂性和财政约束构成了现实挑战,但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综合福利主义具备推动经济内生动力和社会稳定的潜力。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它不仅关注当下的经济复苏,更试图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可能成为破解经济社会困局的重要突破口。(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