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1814年，滑铁卢之战的前一年，一个德国访问者描写了一个城市，在这里，他看到了“数百座工厂……，远远超过了五六层楼的高度。在这些建筑物的一侧，巨大的烟囱喷出黑色的煤烟，这一切告诉我们，强有力的蒸汽机正在使用”。他描述的正是曼彻斯特，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城市。

在1773到1801年间，这座城市的人口膨胀了3倍，从2.3万增长到7万。到1799年，它为拥有33家纺织工厂而自豪，而到了181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86家。半个世纪之后，曼城人口增加到了30万，而172座工厂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建了起来。这个城市的棉纺织业在本国占有极大的支配地位，当纺织品被销售到地球的另一端时，它们被当地人简单地认为是“曼彻斯特产品”。

交汇的河流，为曼城提供了水能和运输联系。一个由运河、码头及仓库组成的网络，作为基础设施，为曼城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提供了很多便利。接着，蒸汽动力和铁路的建设，保证了第二阶段的发展需要。早在1789年，曼城的第一座蒸汽动力工厂就建成投产，到了1830年，一条连接利物浦的铁路也顺利通车。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大潮的完成，工业制造开始产生变化，更高的产量，更高的效率，当然还有更高的价格和更高的成本，最终价格和成本吸引、凝聚、形成更大量的资本。于是发展生产不如发展资本，经济开始虚拟化，工业品的吸引力下降，工业制造开始凋零。

这样的一幅图景，就是早期工业制造的图景！

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与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任务是，将经济从世袭地主阶级和掠夺性高利贷金融中解放出来。如今，一个隐身于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之后的新食租阶层又高举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种趋势使美国失去了工业化，也是今天特朗普主义出现的根源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认识，工业资本主义和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金融资本主义在坐享经济租特权的同时也将实体经济拖入了债务通缩的泥潭，这种金融化、虚拟化的进程不仅威胁着美国和西方，也威胁着全世界。

因此重新认识工业资本，为金融资本主义这匹脱缰野马，套上工业资本的龙头，重新认识工业资本，将是中国企业的“出海”以及“出海”的成功，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国内，许善达先生认为，工业资本和劳动力形成的生产关系，这种格局发展到20世纪，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20世纪金融资本开始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个代表就是美国的美元。在这个阶段，金融资本已经取代了工业资本，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本，工业资本要在金融资本的主导下来运行。许先生还认为，半导体技术的出现让形势出现了新的苗头。发展到现在，美国在世界上的大公司，已经从工业公司转到金融公司，现在又从金融公司转到了信息公司。“信息技术已经进入了全世界主导的地位。”

我认为，许先生讲出了一部分问题，但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中国工业制造从来都是“苦逼打工人”，从老板到员工都是“苦逼打工人”，只是老板和员工打的“工”不一样，但都是一群性质完全相同的“苦逼们”，这一点是没错的，因此从来或者说还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工业资本的阶段。

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着“出海”的重大挑战，企业就站在悬崖峭壁的边上，甚至一只脚都出去了，再不“出海”，就掉进了深渊，肯定是不行了。这种时候，从工业制造万般无奈的走向工业资本，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了，而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改革问题。

还是以日本企业“出海”的经验来看，日本企业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一点都不比中国少，而且还早！但日本企业依托“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模式，提高了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从1992年的约6%上升到2021年的25.8%，下属不同行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均呈逐年抬升的态势。像“运输设备”等典型行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已经接近50%。2023年，日本汽车品牌以2359万辆的销量在全球遥遥领先，国内仅销售了477万辆，其他的都是在国外建厂生产，再出口到世界各地。地缘政治年年有，但“日本制造”却是越做越大！

如果说亚洲人都是工业奴隶，但在黑人奴隶解放之后138年的今天，这个“工业奴隶”还真不好干，竞争太激烈，能不能当上“工业奴隶”，还有激烈的资格竞争。弄不好，你在这个世界上连当奴隶都不配，只能靠边站。

从日本企业出海的经验来看，日本对欧美地区的投资规模持续上升，在亚洲地区的投资规模走平，这是有原因的。日本对欧美投资扩张，主要目的为规避贸易壁垒，扩大海外市场。日本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则以利用成本优势为主，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抬升，日企在亚洲的直接投资由中国逐步转移至东盟四国。2016—2022年，日本对欧洲的投资规模占比为31.8%，对美国的投资规模占比为29.1%，而对亚洲的投资规模占比为23.7%，相较于过去有所下降。

在“出海”企业的结构方面，日本的经验同样也会为宏观经济大局带来启示。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运输设备、食品、化学与制药、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通用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和设备等。截至2022年，日本海外收入占比前五的细分行业分别为半导体、汽车整车、技术硬件及存储、航天航空和电子设备。截至2023年上半年，化学/医药、电气设备、运输设备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0%、18%、9%。

从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趋势来看，2008至2022年，海外营收占比提升最快的五个行业分别为家居用品、食品饮料、航空货运与物流、药品及半导体，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及科技领域。这一点是因为消费品的制造和生产，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密切，因此表现明显而突出。实际上，批发零售行业海外扩张也在提速，2012至2019年批发零售行业对外投资占服务业海外投资比重由25%提升至45%。

还有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企业都出海了，那中国自己能够留下什么？

这一点以日本企业出海的经验来看，主要是在本土保留承载核心竞争能力的产业、培育和发展“母工厂”战略。日本企业出海后，通常会在本土保留承载核心竞争能力的产业、培育和发展“母工厂”，这是日本企业出海的核心。这些本土的“母工厂”，在本土生产磨合型产品，海外生产组装型产品。日本制造业在调整产业布局时，将需要保持技术优势的“磨合型”产品留在国内生产，而将不具备技术优势的“组装型”产品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模块化生产。

日本制造业的比较劣势是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则是日本国内企业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一体化能力，这种性质的制造业不适合生产模块化的“组装型”产品，而适合生产一体化程度高的“磨合型”产品，日本企业通过对该类产品的控制，保持高端制造业技术竞争力。即使在全球制造业模块化生产的冲击之下，留在本土的日本企业通过取舍，依然可以发挥其在一体化和精细加工方面的优势。这也就是说，将不具有技术优势的组装型产品交给海外工厂或承包商，并提供“接口”部分的技术专利助其完成生产；但将磨合型产品继续留在国内进行一体化封装生产并实行技术封锁。

所谓日本的“母工厂”经验，其实就是打造一批能够满足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需求的“母工厂”，作为先进制造工艺创新主体，打造以“母工厂”为中心的产业链条：包括一批位于国内的，主司“专、精、特、新”产品生产的企业；而一批位于发达国家的，主司创新和技术吸收的企业(或研发中心)则吸纳高技术，承担起维持核心竞争力延续企业发展后劲大重任。所以日本企业的“出海”，是有布局的，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理论的，犹如企业界的一场战争策划，而不是乱哄哄的、一起跟着往外跑。

对中国出海企业来说，一旦你“出海”投资，那不由分说，无论你愿意与否，就变身成为了工业资本，投资国从你落地开始就要开始对你“上手段”了，但反观中国的出海企业，不但自己还没把自己当成“工业资本”，推动企业“出海”的地方政府也没把“出海”企业当成工业资本，还以为无非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去“搞生产”。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出海”企业以及企业的“出海”来说，必将会是一个致命的大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

对此能够给出的建议是，最最重要的是出海企业的“抱团”模式。十几年前安邦咨询已经给出了中国要发展“财团经济”的建议，那个时候能够明白的人还不多，到今天来看，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财团经济”无非讲到就是企业要“抱团”，中小微企业过去是中小微，但不能永远是中小微企业，中国的生产环境中存在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靠自己，另一方面就靠抱团。所以中国企业的“出海”，关键就在于抱团以及如何解决好抱团。一旦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那“中国制造”，就真正会从工业制造走向了工业资本，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不可动摇的工业力量。中国人在世界上是不是真的能够站起来，什么时候都看得是能够真正站起来的思想！（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