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众所周知，中东国家拥有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石油，它们因此大多都很富有，拥有很高的人均GDP财富。与之对比，我国的大庆石油储量也十分可观，大庆油田已探明的石油地质储量64亿吨，而富含石油的中东小国卡塔尔的储量仅为26亿吨。大庆的石油储量相当于卡塔尔的2.5倍，因此按道理来说，大庆应该比卡塔尔更加富有。然而，大庆的人均GDP还不到卡塔尔的20%。有可信的数据显示，2023年卡塔尔人均GDP约为56万人民币，而同期大庆市人均GDP只有10.5万元人民币，从人均财富水平来看，卡塔尔反而是大庆的5.6倍。如今，卡塔尔富得流油，但拥有更多石油的大庆，尚在研究怎么转型活下去。

实际上，很多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着今日大庆的困境。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首先，大庆的石油资源大部分都被以国企利润的形式上交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句口号，就是那种情况的最好写照。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对油田采取的是统收统支制度，即收入全部上交，花钱再靠拨款。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实行原油产量包干制，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产量之后，超出部分由石油部出口，地方和职工大致上能分享到这部分收益的15%。实际上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大多数石油利润也需要上缴。数据显示，在整个60年代至90年代，大庆油田的财政上缴中，仅有3%能留在市级单位。实际上，不止大庆市，其他东北乃至全国的资源型城市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它们的大部分资源以及相关财富，都以各种形式上交到国家的手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留在当地。

其次，全国的资源财富被集中起来之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效率不高。因为“集中力量所办的大事”，如果非常重要，那就可以产生出极高的效率，因而大庆这类资源输出的地区，同样将因此而受益。这种情况将犹如卡塔尔输出石油资源获得财富一样，只是输出的方向不同而已。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这笔惊人财富的运用，主要是在国内的生产方面。很多人都熟悉当年的奋斗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问题在于这种“生产”的效率也不高，财富真正的产出在整体上并不多，所以大庆输出的石油资源，实际变成了单向输出，而少有财富流入。情况之惨烈在当年的大庆，整个城市建设中除了人民医院和设计院是楼房之外，其余都是土坯房。

所以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庆之类城市的石油财富，主要被以国企利润的形式上交给了国家，然后由国家有关部门“集中力量办了大事”。这种情况的背后根源，当然是我国的体制问题，这也是后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环境大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依然强调宏观调控、发展规划、产业政策，依然大体上是一种由国家权力主导并实现资源控制的经济形态。安邦智库（ANBOUND）在后来将这种模式归纳为“中央经济”。该模式的两个突出特征为：一是在战略领域实现有效的覆盖和控制。通俗地说，在几乎所有具有重要价值的行业领域，都需要有党管的、巨头型的国有企业。二是在有竞争性的领域实现支配性集中。在这种模式下，即使部分领域的经营主体是民营企业，中央也会通过政策系统来控制它们。这种情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表现得有强有弱，呈现起伏状态，但大体情况如此。

现在改革已经走到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阶段，而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前提的首要一条，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尊重。没有市场经济或是市场受到了控制和制约，那么经济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就会受到限制，出现结构失衡也就难以避免。效率不高，只有产出但却没有财富积累的“大庆现象”，就无法真正结束。

因此从大庆现象出发，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经济政策有必要克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冲动，“集中”得少，比“集中”得多要好；“办大事”的数量少，比“办大事”的数量多要好。只有给市场腾出更多、更大的空间，才有可能真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否则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可能仅仅存在于概念当中，并不会真正具有效率和财富的意义。

安邦智库此前提出过“吃饭经济”，这一提法绝非是贬义的，事实上这是改革与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其中的重点在于，除了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的民生工程之外，要克制“办大事”的冲动，减少再上大项目的数量，休养生息，腾出空间，让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从而通过生产来提振消费，进而筑牢经济基础。

最终分析结论：

作为资源型城市，我国石油资源极为丰富的大庆始终没能成为卡塔尔。这是因为这些城市的资源主要被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自然资源的使用并未因有效的生产，而带来财富，一味地只是生产再生产，而所有的生产，并没有产生财富效应，反而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以致出现了“大庆现象”。所以未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极有必要尊重市场经济，克制上马重大项目的冲动，这样才能腾出发展空间，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P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