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乡村文化振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的铸魂工程。近年来，随着经济疲软，各地乡村兴起了一股公共文化活动的潮流，似乎展现出繁荣发展的蓬勃气象。比如全国知名的潮汕的英歌舞、陕北的安塞腰鼓、福建的游神等，还有地方庙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划龙船等。然而，根据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在多地的调查，过去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供给方式在发展过程的可持续上存在一些问题。在农民文化需求差异化明显的背景下，虽然政府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上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也陷入了“有增长无突破”的“内卷”状态，甚至出现一时兴起轰轰烈烈，过后难以持久的无奈情况。那么，乡村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呢？本文通过梳理一个典型村庄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分析鼓号队能够持续运营的条件的基础上，探求乡村文化发展的可能路径，为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红村（化名）位于湖北中部地区沿江地带，曾是当地的中心村，也是一个非典型的宗族型村庄，没有绝对的大姓氏。目前，村里户籍人口有2400多人，平时留守人口只有一半，以中老年人与小孩为主。近些年，村里兴起了各种文化活动，涉及广场舞、腰鼓、黄梅戏、吹号、划龙船、舞狮等，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平添了一些文化气息，为宁静的乡村带来不少的热闹。实际上，自70年代起，红村就有了远近闻名的文化活动。通过简要梳理，红村公共文化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戏团的兴起与衰落。上世纪70年代末，红村在当时温饱还没解决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开创了全县自办民间戏团的先河。当时在村支书的支持下，红村聘任村里仅有的两位有戏曲基础的人作为戏团师傅，之后又有几位擅长乐器演奏的村民加入。与此同时，红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社员推选和自荐的基础上，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二十多人响应并加入戏团。戏团的节目涉及到舞狮、黄梅戏、划龙船等。经过一段时间地练习，戏团在村里首演获得成功，很快便声名远播。之后，红村戏团不仅在本村演出，后来也在附近乡镇演出。然而，让红村人扼腕叹息的是，七八年后，随着打工潮兴起引起的演员流失，红村剧团逐渐衰落直至消失。

二是文化团体的兴起与解散。2010年前后，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红村又兴起了一股建立文化团体的潮流。当时，村两委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并提供音响设备、道具、服饰等，最终成立了腰鼓队和广场舞队。这些文化团体以留守妇女为主，年龄在35岁至55岁之间。最开始，她们纷纷响应，热情非常高，每晚都有三四十人到村委会活动中心参与相关活动。但没过几个月，腰鼓队因不满自费演出而自动解散了，无人再提起。广场舞队也只坚持了几个月，仅仅成为村民的个人爱好。设备器材从此就进到村委会大楼的收藏室，成为摆设。

三是鼓号队的兴起与发展。文化活动沉寂很长一段时间后，2019年，红村中老年留守妇女自发又成立了鼓队，经过一番推荐与筛选，成员人数一度达到13人。之后，由于组织者需要到县城帮忙带孙子，鼓队一度群龙无首。很快，经过重组后，鼓队推选出了新的负责人。2023年，在部分成员的提议下，鼓队开始学习吹号，变成现今的鼓号队。鼓号队以中老年留守妇女为主，发展较好，总计有14个成员。其中，7人既会打鼓，又擅长吹号；剩余7人只会打鼓。目前，她们短短一年多就已经学会了将近30-40首曲子。与鼓号队的繁荣相反，2023年，村里舞狮队也宣告成立，并在当年进行了首次全村巡演，引起了一番轰动。然而，之后由于表演人员难以凑齐，舞狮队仅仅是昙花一现。2025年，原本预计的舞狮表演也未如期实现。

近些年，在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红村尽管先后产生过多个文化团体，开展过多样的文化活动，但鼓号队是文化团体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独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获得村民的点赞。那么，红村鼓号队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呢？研究人员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乡土文化积极分子无私奉献，发挥组织带头的积极作用。几乎在每个乡村都有一些文化能人、民间艺人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他们是传承与发扬乡村公共文化，发挥组织带头的重要力量。红村鼓号队的负责人就是一位文化积极分子，1976年生，是村里曾家湾人。由于她曾经学过吹号，具有较好的乐器表演基础，被鼓号队成员公推为负责人。她主要发挥几个方面的组织带头作用。

一方面，初期积极联系吹号师傅。由于村里几乎没有人擅长吹号，她积极联系了邻村的一位师傅专门过来教授大家。由于吹号师傅每晚都到村委会老年人活动中心教授大家，她主要负责联系与接送。另一方面，日常安排与组织。她与鼓号队成员协商确定在村委会老年人活动中心集体练习吹号的具体时间，目前大家基本形成一个习惯，一般在晚上七八点左右。如果遇到下雨等突发情况，她也会及时在微信群中通知大家，避免大家走空。同时，她经常与成员协商，及时确定学习新的曲子，保证曲子的更新。

此外，演出前排练与人员安排。如果接到新的演出安排，她都会提前通知大家在前一晚进行集体排练，确保演出正常。与此同时，她会根据实际进行人员的调整，确定出场人员名单以及演出站位等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演出缺人的话，她还得及时联系其他人来替补。最后，演出后合理分配酬劳。一般定制鼓号队的人家会把酬劳支付给她，由其统一分配。她一般在演出结束后，及时地分配给每一位成员，包括资金以及烟等。总之，她抱有一颗公心，主动为团队做各种服务工作。每次演出获得的一些酬劳，她都是与其他队员进行平分，从来不会额外多收一分。

其次，鼓号队提供精神与情感支持，吸引留守妇女主动参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已超过5000多万。在打工潮的背景下，由于农业生产时间大幅缩短，留守妇女主要在家帮忙带孙辈，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存在精神空虚、烦躁等状态。根据一项调查显示：63.2%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孤独，42.1%的留守妇女经常或有时哭泣，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因此，她们需要集体活动与空间。而参与鼓号队创造了一个集体娱乐的空间，为她们日常提供精神与社会情感支持。

目前，鼓号队以中老年留守妇女为主，平均年龄在50-60岁。最大的60岁，最小的49岁。她们很喜欢鼓号队，觉得“大家一起玩一玩，非常热闹，不然在家，只能看电视，无聊得很”。此外，她们在春节等节庆日子还会互相人情走动，请客吃饭，形成自己的团队文化，提供情感支持。正如此，他们参与团队活动非常积极主动。最开始，大家每晚在村委会老年人活动中心集体练习打鼓与吹号，大约两小时，人人都会去，简直风雨无阻。除非确实有事，几乎没有人刻意说不参与，甚至退出的。

另外，她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师傅不厌其烦地教授下，学习热情很高。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只读过二三年级的妇女为了跟上大家的步伐，每天在集体学习后还在家自学。每天早上五点钟，她就在屋后树林中独自练习，持续好几个月；晚上睡觉前，她也会读、背曲谱，不断复习白天师傅教授的内容。另外，她还买了一个大笔记本，专门用于抄写曲谱。

最后，鼓号队结合乡村表演需求，通过半市场化的方式自给自足。文化团体要想长期发展，还需要可持续的运营资金。最开始，鼓号队成员都自愿出几百元的启动资金，把学习打鼓当作一项娱乐活动。与学打鼓一样，她们学吹号也是自筹资金，人均约1400元：一部分用于支付专业师傅的微薄工资，总计4000元，直到学员们熟练为止；剩余部分用于购置道具。一是演出的服饰，人均两套，红白喜事各一套；二是演出的乐器，包括3个长号、3个小号、2个鼓、1把萨克斯，由师傅带着负责人去市里挑选购买的。其中，一个长号就需800多元。学了几个月后，她们就学熟了。

随着人们文化意识提升，乡村各种表演需求越来越多，几乎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风俗。凡是婚丧嫁娶的人家，他们都会请鼓号队来热闹一番，彰显其重视。甚至有村民给老年人做寿，鼓号队也被请过去现场表演。据说，鼓号队曾被聘请到市里酒店进行过表演。因此，鼓号队依赖市场化运营，通过出场表演获得一定的收入，确保其可持续性运营的物质基础。

根据当地的市场价格，打鼓1800元/场，吹号1200元/场。如果有“喝彩”，根据定制村民的情况，200-400元/次。此外，定制村民至少包一顿饭，人均一包40元的烟。根据了解，2024年，鼓号队共计表演了27场，其中20场是本村村民定制的，人均年收入6000元。尽管村里还有其他竞争队伍，但是鼓号队基本上能够占村里大多数表演市场，一方面，鼓号队既有鼓，又有号，有技艺优势；另一方面，鼓号队成员几乎囊括了村里多数湾，有人情优势。

红村是当前全国乡村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近些年，不仅是红村，而且全国乡村的文化活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凸显一片繁荣。然而，这种盛况是否能够持续依然是个问题，其中部分在绽放后就寂寂无声，不免让人叹息。通过红村鼓号队的成功案例，研究人员认为乡村文化的发展要重视自组织文化团体，时刻强调以村民为主体，充分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实现内部需求与外部市场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依托村庄的文化能人等乡土文化积极分子，发挥组织带头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团体需要精准提供精神与情感支持，吸引留守村民主动参与。此外，文化团体需要结合乡村表演需求，通过半市场化的方式自给自足。总之，乡村文化振兴要回归村民主体，鼓励与引导自组织文化团体市场化发展。

最终分析结论：

近些年，全国乡村文化活动盛况能否持续是个问题。红村鼓号队的成功案例表明乡村文化自组织的重要性，一是依托村庄的文化能人等乡土文化积极分子，发挥组织带头的积极作用；二是文化团体需要精准提供精神与情感支持，吸引留守村民主动参与；三是文化团体需要结合乡村表演需求，通过半市场化的方式自给自足。总之，乡村文化振兴要以村民为主体，充分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实现内部需求与外部市场的紧密结合。（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