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中国人都是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的，所以很容易就能理解“短缺经济”，但非常不容易理解“过剩经济”。中国的整个政策大系统，从人到文件，从改革到意识，从资本到市场，都能够玩好搞懂“短缺经济”，也熟悉“短缺经济”，但就是根本不会玩，也搞不懂“过剩经济”，玩不动，玩不懂，从上到下感觉非常别扭，明明已经进到了“过剩经济”的时代，但却总是在幻觉中回到“短缺经济”的时代，于是进一步退两步，步履维艰，自我怀疑，人为设限，原地踏步远多于向前“开步走”。

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指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导致普遍的物资匮乏，黑市活跃，低效率，排队购买或配给现象。这一概念最早由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诗·科尔奈在分析计划经济时提出来的。中国对于短缺经济，老人都是非常熟悉的，粮票、肉票、米票、面票的时代过去实际没有多长时间。国务院总理特批某民主人士同意购买一台彩色电视机的条子，现在网络上依旧可见。

在短缺经济中待久了，人们在面对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追逐财富，满足需求，这会使得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的人们，充满了干劲。所以从短缺经济，过渡到生产型社会，从事生产和劳作，追逐大规模生产，多不嫌多，大不嫌大，形成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那是相对较容易的。中国正是因为这种的背景，成为了“世界工厂”，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普遍财富积累，高楼大厦平地起，有了中国开始崛起的资本和实力。

中国走过的道路，世界各国也在看着，这不是一条无法仿制的道路，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这样做，甚至更加努力地这样做。在全球化的催生下，效果几乎也是一样的，这样“搞生产”“抓增长”的国家越来越多，越南、印度、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在发生着迅速地改变，也都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当然更加重要的情况也同时出现了，那就是大家都搞生产，出现了全球性的供过于求以及生产过剩，世界进入了买方市场的阶段，消费端说了算，买家作为甲方，动不动还“有权”要制裁你，这也是从“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过剩经济，通常指的是经济中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形成了商品或服务的供给过剩。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常被称为“产能过剩”（overcapacity）或“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过剩经济有一些特征，如供过于求，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服务超过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或意愿，导致库存积压或价格下跌。再比如资源浪费，过剩的生产能力（如工厂、设备）闲置，无法充分发挥经济效益。还有如经济压力增加，企业利润下降，可能引发裁员、债务违约，甚至破产，进而影响整体经济运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政府行为或是政策，名为提升经济增长，目的和初衷也的确是希望拉动经济增长，但实际却会加剧“过剩经济”，百上加斤，导致“过剩经济”更为严重。

比如很多人提出所谓“政策驱动”，继续砸下大量资源给特定对象，但“过剩经济”可能恰恰是由政府过度投资或补贴特定行业所导致或是加剧的。再比如投资驱动的模式，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投资，而内需增长相对滞后，导致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以光伏产业为例，由于盲目的政策，近年来快速扩张，中国已快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板生产国，但国内需求无法完全消化，这就导致大量太阳能产品一定要依赖出口，引发国际贸易摩擦。还有电动车行业同样也是在政府补贴和政策推动下迅速发展，但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亏损严重。

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理智要求“去产能”，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干扰”又要求加注投资，这种矛盾现象，现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所以问题的关键，中国何时才能从这种矛盾处境中解脱出来，还是取决于对“过剩经济”的理解和认识。

实际早于笔者开始预研“一带一路”的2008年开始，那时笔者就已经清楚意识到“过剩经济”猛如虎。短缺经济的时候，规模拉高容易，做大容易，只要找到资源、充分投入资源就能实现，既然是“短缺经济”，那说到底就是个资源问题。可问题在于，规模拉高容易，做大容易，摊子铺得那么大之后怎么办？这么大的摊子，撑不住了怎么办？就算你家“有矿”，可以随便挥霍，但也终有矿开完了的那一天。美国在1890年建设的高速公路网、道路、桥梁和铁路，今天锈迹斑斑，钢筋水泥剥落，现在要想恢复更新，那需要远比过去投资多几十倍以上的资金。今后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钱去重建？只能是废墟、修补、凑合着用，这就是规模惹的祸！也是我过去说“过剩经济猛如虎”的原因，也是当初要搞“一带一路”，向全球稀释产能，要“走出去”的背景原因。

我们早晚必须要承认，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穷日子有穷日子的过法，富日子有富日子的过法，那是不一样的！从穷国到富国，这是一种转型，转型是非常困难的，绝非一蹴而就，绝不会像经济学教科书写得那般简单、容易。

要克服“过剩经济”，那消费就根本不是鼓励消费的问题，而是要搞消费升级。升级就是要改造，没改造怎么升级？但实际结果呢？现在连国外的奢侈品店都被挤走了，以为有了电商就有了一切，甚至还以为电商就算是升级，结果一切都是低水平重复，还是在过剩上面加过剩。

克服“过剩经济”“去产能”是一项必然的措施，说白了这个重要措施就是“出海”，日本产业和企业的经验就是这样。可中国的“出海”，出了大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变成了资源抢占大会，民营抢不过国企，能干的干不了，国企又没有效率，盯着的是政策资源，于是“一带一路”的项目越来越黄。好在民营经济的主力，现在看来似乎有后来居上的意思，正在“开步走”。

克服“过剩经济”，城市更新是一个经验选项，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但城市更新是“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并非是城市空间再度扩张的城市化，现在即便是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打开所谓“城市更新规划”一看，还是一个“以人为点缀”的城市空间规划。在城市这个领域，这个时期更加重要的实际是有序的逆城市化，要承认逆城市化的合理性，复活乡村的同时，压缩城市空间，缩减运营成本，同样是克服“过剩经济”的均衡之道，但明白这一道理的有几个？

还有资本市场，环顾世界，哪个转型成功的由穷变富的国家，没有声名显赫、发达、繁荣的资本和金融市场？但我们的金融市场呢，乌烟瘴气，声名狼藉，狼烟四起，实际就像是一个违规案件的“打靶场”，这样的资本市场距离转型成功，或者准确地说，甚至距离渴望转型成功，也都还有遥远的距离。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和矛盾，在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都还算是容易得到解决。真正难以解决的是社会环境中的问题，是社会层面的理解、认识和共识，真正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开步走”，这实际是很难的事情。

在“过剩经济”的时代，所有的“向上”缝隙几乎都被填满了，要让中国大多数人明白，暴富那已是相当扯淡的故事。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持续而稳定的“收入的低水平稳定提高”。中国人总要明白，收入水平超过通胀水平就很好，这也是“过剩经济”时代，通胀指标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那根本不是价格，而是收入水平。

在“过剩经济”时代，中国人恐怕要做好长时间忍受3%到4%经济增长率的心理准备。有个5%的经济增长，那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以消费主导的“过剩经济”时代，消费是相对刚性的，家中几口人，能吃几碗饭，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不可能产生生产型社会的那种面向制造业产品的经济高增长率。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时代，就要看社会以及社会的治理结构，能否与之相匹配和相适应。说白了，不但老百姓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政府部门同样有一个适应的问题。

在“过剩经济”时代，根本无法回避制度建设，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这种转变必然会反映在制度层面，所以这个时期一定是一个大规模的制度建设时期。在过去，凡是简单粗暴用钱解决的事情，现在都必须回归正题，要用可以接受的、合理的、稳定的、全面的制度解决方案来代替。

在“过剩经济”时代，最大的难题是大规模的社会文化改造。从“一切向钱看”“有钱就是硬道理”的粗俗乡野文化，转向更加细腻、更加进步的现代文明，这是“由穷变富”进程中的必由之路。不过，这条道路由于中国城乡人口分布的特点，实际异常艰难，但实际又不得不为之。否则在从“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的时刻，思想和意识根本跟不上，社会非乱不可。

所以总体来说，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这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的转型，远不是什么“提升消费”就好了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说由穷变富难，但实际“富日子”也不好过，甚至更难。这一切当然需要时间，但更加重要的是，需要正确的方向。需要明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等在前面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成功转型。

最终分析结论：

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型，不仅是生产模式的变化，更是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和文化观念的深刻调整。面对全球供应过剩和内需增长滞后的现实，中国需摆脱传统的大规模投资驱动模式，推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城市更新，以适应“过剩经济”时代的结构性挑战。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稳定的制度框架，优化资源配置，并通过社会文化重塑来适应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层次变革。（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