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清朝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1855年1月，湘军情报主管张德坚在与高级情报员程奉璜完成资料补充和校对工作之后，将有关太平天国内部组织架构和人员信息的专业情报资料—长达十二卷且二十余万字的《贼情汇纂》呈递给了湘军主帅曾国藩。就这份资料的内容而言，在有关太平天国高层的相关信息和具体负责工作等方面，仍有不少讹误。但是，这份资料准确研判了此后“天京事变”的爆发。

资料写道，“秀全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人罕识其面；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之，任其裁决。洪秀全独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杨逆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吞并之事”。约20个月之后，也就是1856年9月，南京城外的一支清军发现有大量的太平军尸体从城中的水道漂流出来，从被捆绑的姿态和所着服装来看，大量太平军高层应是被处决而死，“天京事变”正式爆发的消息进而流传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贼情汇纂》正式成书还是“天京事变”爆发之时，当时的太平天国在战略形势上依然处于上升势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遭遇严重挫折，但是东征和西征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从1855年1月至1856年6月，太平军第三次攻下武昌并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太平军的煊赫军势充分反衬出清朝官方情报体系的无能，洪秀全起兵5年多，清廷和前线正规军将领依然弄不清太平天国高层概况和组织体系，作战方面也是一败再败。湘军的情形则不同，凭借《贼情汇纂》的翔实资料，湘军在研判形势和进行军事安排方面初步有了关键的情报支撑。

就该份资料而言，其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较为准确地研判了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激烈程度，对于太平天国权力结构的深刻缺陷和诸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在当时湘军同样颓势尽显的情形下，这份情报资料对于曾国藩和整个湘军系统而言，犹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此后，湘军情报系统对于情势研判和作战推进继续起到了一系列的助益作用，而卓越的情报能力也成为湘军最终战胜太平军的重要基础。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湘军情报系统的优势和主要特点有如下几项。

首先，较为专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张德坚作为湖北巡抚衙门巡捕出身，早在1853年武昌被太平军占领期间就开始化装潜入太平军控制区收集情报。其编纂的相关资料在引起曾国藩重视后，湘军于1854年正式成立“采编所”，形成中国近代早期专业的军事情报机构。该所下设侦探、采编二处，每营配置专职情报班子，并与地方团练建立情报共享网络。这种垂直管理与横向联动结合的组织架构，突破了传统封建军队临时性侦察的局限。

情报人员选拔上，张德坚强调“被招录者需有不凡经历”。程奉璜作为曾欲行刺太平军高层的知识分子，兼具文化素养与政治敏锐性。情报人员的专业素质保障了情报分析的深度，使得“采编所”能够从琐碎信息中提炼出太平军高层权力斗争的关键线索。

其次，通过多元情报来源的整合运用和交叉验证，构建了系统化的分析体系。湘军情报收集突破单一军事侦察范畴，形成六位一体的信息网络：1.尝试策反太平军各层级将领以尽力接触核心机密；2.审讯战俘获取和验证情报；3.系统分析缴获文书档案；4.派遣细作长期潜伏观察；5.通过市井渠道收集民间传闻；6.利用商贩群体的流动性构建情报传递链。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安庆被攻陷、太平天国军势呈现整体倾颓之前，太平天国内部尤其是军事系统的组织十分严密，加之清军前期一味重剿而引发的太平军内部的恐惧和仇视心理，对太平天国内部的渗透工作的难度较高。即使是成功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湘军情报人员，在较长时间内也难以直接进入太平天国组织系统内部，更多是依靠直接的观察，从正式公布的文件中，甚至是高层公布文件的自我称呼中找寻并分析太平天国高层矛盾的蛛丝马迹。

并且，对于获得的情报，湘军情报系统通过多来源整合和多来源对比，对于不同情报信息的整体内容和相关细节进行交叉验证以确定其可信度。这种多源情报获取来源和交叉验证机制的结合，有效提升了信息可信度。

再次，情报采编工作的系统性特征。无论是程奉璜等情报人员深入敌后获取的原始资料，还是经过缴获的太平军官方文献，甚至是经过收集的坊间传言，张德坚都会带领属员进行分类整理并做深入分析，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信息源的交叉验证原则被始终坚持。在交叉验证和分析之后，张德坚团队又会从战略的角度出发，结合湘军自身在与太平军作战经过中的得失经验进行汇总分析，最终形成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战略信息情报。比如《贼情汇纂》，其文献不仅记录太平军编制、装备等表层信息，更着重分析领导层权力结构、决策机制等深层情报，体现出现代战略性情报的分析意识。

有效的情报信息分析工作对湘军后续的军事行动起到了明显的助益作用。

在战略上，基于“内讧”的预测，湘军调整了此前的全线进攻策略，转为“西线固守，东线施压”的弹性部署。而在天京事变前后，湘军即已开始着手应对方案：1.强化长江水师以尝试切断天京补给；2.加强位于太平天国西部边境地区作战部队的武器配备和作战训练。这些预案的有效执行，使得湘军在1856年10月至1857年2月间，连续攻克武昌、九江等战略要地，并成功遏制住了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军新生代主将的胜利势头。

成功的信息分析和情报预测更带来长期的战略影响。曾国藩根据“采编所”的“贼势虽衰，根未除”的警示，在1860年建立安庆内军械所，由此又开创了洋务运动的先河。

最终分析结论：

实事求是地讲，湘军并非是一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其自身更类似于军阀部队的角色。湘军对天京事变的成功预测，本质上是封建军事体系下情报工作制度化的胜利。但是，湘军情报系统运用的“多元化情报采集-综合性分析研判-前瞻性战略预置”的信息分析工作模式，对于传统封建社会战争情报的经验主义路径而言，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其最大的价值和意义依然是信息分析方法的成功应用，而这一点对于从古到今任何真正的战略胜利而言，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保障。（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