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瑞典近期举行了四年一次的议会选举。根据最新计票结果，左翼反对派阵营以微弱优势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宣布辞职。引人注意的是，长期持续扩张的右翼瑞典民主党此次得票率降至17.5%左右，并出现多年来首次明显失票。单纯从选举结果来看，这似乎可以被理解为欧洲右翼浪潮遭遇了一次挫折。

然而，如果仅是看到这种表面的失利，恐怕又过于简单。过去四年间，在瑞典民主党的政治压力和支持下，瑞典移民政策已经明显收紧，庇护申请数量降至40年来低位，永久居留、遣返、入籍等政策均发生变化。换句话说，瑞典民主党虽然可能在选票上暂时后退，但它过去提出的很多带有“右翼”色彩的议题已经进入主流政治议程。政党可能失去选票，政治光谱却已经发生位移。

由此看来，欧洲所谓集体性质的“右转”，并不仅是指右翼政党上台，而是越来越多原本被视为激进的政策主张，被中间派政党吸收，成为正常政治治理的一部分。移民控制、边境管理、社会福利资格、国家安全、产业保护以及强化国防等议题，已经很难再简单按照传统左右政治进行划分。

瑞典如此，德国更加明显。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九月初的地方选举就传递了更为强烈的信号。右翼德国选择党获得43.8%的选票，在83席州议会中获得39席，远远超过基民盟的17.2%，成为第一大党。虽然由于没有取得绝对多数，而且德国主流政党仍普遍拒绝与选择党组阁，该党能否真正执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这一结果已经使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防火墙”承受更大压力。另据最新消息，在9月20日举行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38.2%的选票，一跃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基民盟遭遇惨败，甚至没能达到进入州议会5%得票率的“门槛”，这也是基民盟在任何州级选举中取得的最差战绩。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她认为“基民盟无法再继续由默茨领导——一个弱势总理撑不起这个党”。魏德尔还将德国选择党称为新的“全民政党”。

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在默茨上台前后曾经提出，选择党的崛起并不只是一次选举现象，而是欧洲政治重新组合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传统中间派面临的很多社会民生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问题继续存在，那么即使主流政党通过联盟方式阻止右翼政党执政，也不等于消除了右翼政治赖以扩张的社会基础。今天萨克森-安哈尔特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一趋势的延续。

因此，欧洲真正值得研究的，其实是政治光谱整体向右移动一旦持续，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构性后果。

安邦智库的资深研究员认为，目前至少可以观察到五个可能的方向。

首先仍然是摩擦、冲突甚至战争风险的上升。这一点安邦过去在“四战之地”等分析中已经多次讨论。“四战之地”描述一个典型的陆地国家如果四面与其他政治力量接壤，就会同时面对多个方向的边界压力，因而具有较高的冲突概率。今天全球政治的集体右转和逆全球化，实际上正在使国际体系重新出现类似“四战之地”的特征。右翼政治普遍更加强调主权、边界、安全和国家利益，而逆全球化又在削弱原有的利益协调机制。当越来越多国家从“如何共同获得收益”转向“如何避免自己承担损失”，国际关系中的妥协空间自然会缩小，关税、制裁、边境控制、产业补贴、资源争夺以及军事威慑都会增加。

第二个后果可能是各类分离主义和国家内部重组问题重新活跃。过去人们谈这类问题，更多想到非洲、中东或者其他国家治理能力较弱的地区，但欧洲本身同样存在长期没有消失的国家认同问题。更准确地说，在英国主要表现为苏格兰独立以及北爱尔兰统一问题，在西班牙则长期存在加泰罗尼亚问题，比利时也一直存在佛兰德与瓦隆之间的结构性抗衡。欧洲一体化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些矛盾，因为国家边界的重要性下降。但如果未来欧洲重新强调主权、民族、边界和本国利益，那么原来被欧洲共同体框架压低的问题，也可能重新获得政治空间。右转既可能强化民族国家，也可能反过来刺激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地区重新思考自己的归属，这是一种明显的双向运动。

第三个变化会发生在全球贸易和货币体系。过去三十年的全球贸易建立在相对统一的规则、美元主导的国际结算体系和全球供应链之上。现在这一框架正在松动。贸易关系区域化、产业链安全化、金融制裁工具化，都会推动各国重新思考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问题。陈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持政治、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国，其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范围反而存在扩大机会。美元仍拥有最深厚的市场和金融基础，人民币同样存在扩大跨境使用的空间，而欧元则面临另一种风险：如果欧洲内部政治进一步碎片化，财政与战略利益出现更多分歧，欧元的政治基础可能承受更大压力。这里的关键已经不仅是汇率，而是谁能够在不稳定的世界中提供更稳定的交易制度。

第四个可能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更容易向集中化方向移动。这一趋势可被概括为“有利于威权，不利于民主”。这并不是说所有右翼政府都会走向威权，而是在原有制度秩序发生剧烈调整时，社会通常会更重视效率、安全和决策能力，而对复杂协商程序的容忍度下降。战争、移民、能源危机和产业竞争都会强化行政权力。德国选择党如果未来真正进入地方甚至联邦执政体系，其政治影响是否仅限于政策变化，还是会进一步推动政府权力结构和制度运行方式调整，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问题。历史上大的制度转换期往往伴随权力集中，这正是需要警惕和研究之处。

第五个后果，是军备工业和军民两用技术进入超常规发展期。这可能是五个趋势中最容易观察的一个。欧洲已经明显提高国防预算，2022年至2025年间，欧盟国防开支的累计增幅已达47%；俄乌战争重新证明弹药、无人机、防空系统、卫星通信、人工智能和电子战能力的重要性。未来军工的发展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坦克、飞机和导弹，而会与AI、机器人、无人系统、半导体、通信、能源、太空以及网络安全形成深度融合。军民技术之间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国家产业政策也会更多围绕安全展开。过去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产业逻辑是成本与效率，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安全性”可能成为与成本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指标。由此带来的，不只是军费增长，而可能是一个新的工业投资周期。

综合来看，对欧洲及全球的观察不能再仅仅停留在一次次选举结果上。瑞典民主党失去几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增加多少席位，都只是这个结构变化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更值得长期跟踪的，是不同国家在安全、边界、产业、财政和国家能力等问题上的政策基准是否继续移动。选举可以来回摆动，但一个时代的政策基准一旦发生变化，往往不会随着一次选举重新归零。这或许才是欧洲最近这些政治变化所提供的更重要的信息！

最终分析结论：

从近期瑞典大选和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取得的突破来看，全球政治的政策基准正在发生结构性移动。其影响将沿着五个方向扩散：国际摩擦与冲突风险上升，分离主义与国家重组重新活跃，全球贸易与货币体系加快调整，政治权力趋向集中，以及军备工业和军民两用技术进入新的扩张周期。选举可以反复摆动，但一旦国家行为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主权与竞争优先，政策逻辑就很难重新归零。（Z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