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期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提出“货币化进程已基本结束”。这一判断表面上属于金融领域，但其影响远远超出货币政策本身。因为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持续推进的货币化过程之上。如今，这一过程接近完成，意味着支撑过去发展模式的基础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安邦智库（ANBOUND）过去反复强调的“后现代社会”的概念，就是试图解释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变化。所谓后现代社会，是指在工业化、城市化达到较高阶段之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开始发生转换。过去依靠土地、资本、人口和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增长的方式，逐渐让位于技术、知识、人力资本、服务能力以及更高质量的社会运行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从“外部增长”，转向了“内部增长”。当然，这样的“后现代社会”概念，是建立在安邦智库对中国长期发展阶段变化的观察之上。

央行行长潘功胜所提出的“货币化进程已基本结束”的观点，以及信贷投向、融资结构和货币政策框架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与安邦对后现代社会的判断形成了明显的呼应。实体经济中增长动力和生产要素发生变化，金融体系就会随之调整。因此，金融体系的变化实际上为安邦长期提出的“中国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一组来自金融领域的现实印证。

过去四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货币化过程。1979年至1992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达到约2000%，同期GDP增长约231%，官方价格指数上涨约125%。货币增长幅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再从更长周期看，1978年至1995年，中国GNP年均增长约9.7%，通胀率平均约7.5%，而广义货币M2年均增速达到25%。如此大的差距，在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常见。

1991年的时候，易纲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时提出货币化解释框架，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货币供应增长长期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大量资源并不完全通过市场交易配置，住房由单位分配，劳动力受到计划体系约束，土地等生产资料也没有形成充分市场价格。改革开放以后，商品、劳动力、住房、土地和企业资产逐步进入市场，越来越多原本非货币化的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定价的资产，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后来有关研究进一步测算，中国的货币化率从1978年的约42%快速提高，到1993年前后已经接近100%，1978—1992年货币化率年均提高约6.0%—6.7%。

中国经济中的大量制度转换，本质上都伴随着货币化过程。住房商品化、土地市场化、企业市场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都需要金融体系提供相应支持。2013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解释中国高M2现象时，也提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土地、房地产等领域的货币化需求，对货币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现在这一直接的货币化进程正在慢慢趋于结束。

潘功胜认为，当前中国的金融总量已经非常庞大，继续维持过去的高增速既困难，也没有必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50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金融体系已经积累了极其庞大的存量规模。

如此庞大的金融总量，来自过去几十年的积累，其中房地产、基建是最典型的重资产、融资密集型部门，大量吸收银行信贷。现在，这些传统部门对信贷需求的占比在快速下滑。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已经从60%以上降到10%左右；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累计下降超过2万亿元。

随着金融总量扩大，主要的信贷“吸收器”萎缩，增速自然下降。那么“新经济”呢？能不能创造更多的信贷需求？

答案实际是否定的，因为新经济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天然更低。潘功胜用“中长期贷款余额/行业增加值”来比较不同产业。房地产约为1.7，交通运输约为3.3，而信息服务业只有约0.1。传统行业依赖土地、厂房、设备，这些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大量贷款，新兴产业的核心资产更多是技术、数据、品牌和人力资本，因此单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银行贷款明显更少。这说明未来即便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也未必能复制过去那种大规模信贷扩张。

金融总量增速下降、传统融资密集型产业退潮以及轻资产产业兴起，共同说明了过去依靠持续货币化和信用扩张推动增长的发展阶段正在逐步结束。当传统重资产部门不再需要过去那样规模庞大的银行信贷，而新的增长部门本身又具有轻资产、低抵押物的特点，金融体系就必须寻找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融资结构看，2013年以前，新增间接融资占社融增量比重超过80%；到2025年，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已占社融增量约47%，首次超过贷款。到2026年6月末，直接融资占社融存量已经升至约三分之一。

货币化进程逐步结束、融资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都揭示了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这些转变是中国进入后现代社会的金融信号，共同指向增长方式、资源要素和治理逻辑的整体换轨。这些转变也再度说明了安邦提出“中国进入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发展首先是一个阶段框架的问题，阶段框架的判断错了，那么发展目标、资源配置和政策工具都会跟着错。

当工业体系和城市基础设施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人口、需求和产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时，原来有效的发展方法就可能失灵。安邦的“后现代社会”，为中国增长放缓、房地产退潮、信贷需求下降、服务业上升、就业结构变化和社会保障压力实际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同时也告诉人们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当如何转换发展思维。

最终分析结论：

潘功胜提出“货币化进程已基本结束”，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改变的一个重要金融信号。它表明，依靠土地、房地产、基建和银行信贷推动的总量扩张模式正在退出主导位置，中国正在进入更加依靠科技、服务、人力资本、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后现代社会。接下来的关键，是让发展思维和制度安排同步换轨，避免用工业化时代的办法处理后现代社会的问题。（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