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处于一种“沉陷式萎缩”，出现了结构性的坍塌。与以往相比，在经济增长上缺失了几块至关重要的领域，造成了塌陷的巨坑。除了房地产危机和人口老龄化外，外资撤离也是十分尖锐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坑。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11个月，以人民币计，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497亿元，同比下降27.9%，降幅较2024年前10个月收窄1.9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三个月降幅收窄。与往年数据相比，外资规模的下降幅度较大，显示出当前国内外商投资面临的空前压力。外商投资单位这几年的员工人数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上述趋势。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整理的数据，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从2019年到2023年的数字分别是，1203万人、1216万人、1220万人、1164万人、988万人。2023年的“988万人”创下1990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也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跌破1000万人。

外资撤离的原因，除了地缘博弈，还包括了中国经济波动导致的消费疲软，生产成本上升，国家安全与数据管制趋严，逆全球化下空间碎裂导致的供应链重组，以及极端民族主义高涨等。2024年12月初，中国德国商会援引的一项调查表示，超过半数的德国公司表示，2024年它们的行业状况恶化了，只有32%的公司预测2025年会有所改善，这是自2007年有调查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不管是英美还是日本的商会团体，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也在趋于审慎，不再完全乐观。

产业方面，不管是“高精尖”还是“中低端”，抑或出口和内需，外资撤离的影响可谓是方方面面。而随着跨国企业的离去，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和市场的吸引力都在减弱。相关研究显示，受访的166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运营官COO称，正在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公司占比69%，比2022年的55%还要高出14个百分点。其中，去印度等南亚的公司占比39%，去东南亚的公司占比11%，去拉美地区的公司占比8%。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将生产和业务“回流”至本国或者“近岸”至邻国以及在积极探索“密接生产”的供应链方式。有观点认为，在其他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受资本追捧的同时，中国经济日后有很大可能将被边缘化，不再是世界唯一的“工厂”。在最坏的情况下，要警惕未来出现一个没有中国席位的全球化世界。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进一步认为，外资撤离，除了企业围绕产品和服务的产供销和就业之外，还存在着九个边际效应，这种边际效应的影响和冲击，实际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大，更加值得重视：

（1）土地价值的下降，很多园区、机场都与外部投资有关，他们的离开，让土地价格下降，长期化将导致土地价值以及资产的严重贬值。值得注意的是，土地价值下跌又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因为土地出让金是很多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旦土地价值下降，政府财政压力增大，可能导致基础设施投入减少，进一步削弱对外资和企业的吸引力，形成负向循环。

（2）失去了精英消费的引导力。消费是分层的，外资以及涉外的消费通常是高阶消费，具有强烈的时尚潮流的引领作用。外资的撤出则意味着，消费可能会走向“低俗化”。目前“流量为王”的有毒经济也会助推这个过程，让中国更快地变为降维社会。

（3）上下游关联产业失去依托。外资企业很多都是出口产业，上下游的产业链条非常的长。在新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形势下，以前的“长链条”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确保安全性和稳定性变得比成本更为重要。故而未来的供应链是趋于“短链化”、“区域化”和“选择性”。在此背景下，外资的离开，表面是一个终端的离开，但实际整个上下游产业都停摆了。

（4）管理和运营能力的下降。外资带来的除了硬件之外，还有极端重要的软件，也就是管理和运营的能力和方法。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小松制作所为中国导入了“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新日本制铁则帮助中国建设具备现代化管理制度的钢铁厂。类似的帮助，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高质量人才，让许多地方的产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离开了这些现代管理能力，就要回到“开铺子”的时代了。

（5）技术输入受阻。中国的最佳技术进步，几乎无一不与外部世界的技术输入有关，离开了外部技术与相关人才的输入，成本和时间都会制造极大的难度，耗费巨大。安邦的研究人员认为，观察近年来外资在华研发机构的变化不难看到，少数外资加大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仅限于一些特定企业、特定行业、特定模式。比如，在与中国的制造能力联系紧密的产业中，以中国为重要市场的外资，会考虑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而且这些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研发环节。在更多的外资中、在更高端的产业环节中，大趋势是外资研发中心正不断撤离中国。当中国与外界的技术形成不可弥补的代际之差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6）商品设计以及代际升级失去方向。这些都与现代文化趋势有关，是一种软实力。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趋势的外端，从来都在外部。如动漫、时尚、潮流等。

（7）进入国际市场受阻。在华外资原本是中国的支持者，离开了中国，就将变为竞争者。新日铁与上海宝钢的“分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相比中国市场，新日铁更在意印度和美国了。西方政客以及一些产业人士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美国钢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avid B.Burritt曾在《纽约时报》上呼吁，只有日本钢企和美国钢企达成收购协议，美国才有可能削弱中国在全球钢铁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虽然否决了收购协议，但是新日铁还是“不依不饶”的，日本高管强调一定要收购美国钢铁。钢铁产业是这样，其他产业也是这样，比如新能源汽车等。

（8）失去了外部链接。包括影响力支持。外资是重要的桥梁，离开了这些桥梁的联结，在极为广泛的领域，中国都将孤军奋战，只能靠自己了。简言之，在话语权上，中国将会处于弱势一端。

（9）负面信息与情绪的扩散。外资的离开，是带着对中国的失望离开的，而不是带着期待。这种失望情绪将会在整个世界扩散，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悲观的舆情都会存在并且扩散。未来，即便一些不愿离开的外资也可能被迫跟随大势，转向其他国家投资。这是由于结构性因素的牵引，导致不转移也不行。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在调研时也发现，浙江一些制造业发达的地方没有出现外资撤离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了增资。与此同时，一些大型跨国企业也在制定不同的方案，以便更加适应中国市场。然而，总体而言，中国在保持对外资吸引力方面，还是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陈功先生认为，目前外资撤离呈现出了“结构性流失”的趋势。因此，单纯关注少数发达地区的做法和一两个外资企业的积极动向并不足够。真正的重点在于改变市场的大环境，以应对这些与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的问题。实话说，现在挽留一家外企，甚至要比新建若干中国企业更有宏观意义！

最终分析结论：

外资撤离，除了企业围绕产品和服务的产供销和就业之外，还存在着若干边际效应。这些边际效应包括了土地价值下降、消费降维、上下游关联产业失去依托、管理和运营能力下降、技术研发能力下降、文化趋势的迷失、进入国际市场渠道受阻、失去外部链接、负面情绪扩散。这些问题的影响和冲击，实际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大，更加值得重视。可以说，现在挽留一家外企，甚至要比新建若干中国企业更有宏观意义！（Z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