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依靠其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市场。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应、相对低廉的人工、环境、能源、土地成本，以及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再加上劳动者的吃苦耐劳精神，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市场上的“世界工厂”。从那时起，低价似乎成了“中国制造”的标签和标志。

从企业角度看，中国企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规模化生产制造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原始创新和盈利能力上或许并不突出，但它们在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力却异常强大。一旦中国企业掌握了某个领域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这个行业很快就会被中国企业迅速占领。庞大的生产能力会让过去曾由少数企业主导、拥有较高利润的市场迅速变得价格低廉，甚至趋向“白菜化”。

对消费者来说，低廉的商品价格无疑是好事，既能带来实惠，也有助于全球范围内拉低通胀水平。不过，从中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单纯依赖产能规模的扩张也存在隐忧。以光伏、电动车、锂电池、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为例，中国企业在争夺市场份额时，往往会将“高端产业”压缩为“低端产业”，甚至把有盈利潜力的企业推向无利可图的困境，造成产品质量的整体下滑，最终让消费者失去信心。从系统性来看，这种情况对国家和民众的经济效率并不高，投资回报率也显著降低。

有市场人士提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何发达国家的企业很少出现激烈的低价竞争？中国企业应如何避免这种局面？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企业在市场上迅速低价竞争并非新现象。早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市场上便流传着“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说法。简要分析中国制造企业为何倾向于通过低价迅速占领市场，背后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创新能力不足与创新文化匮乏。表面看，中国市场上的“创新”产品不少，特别是一些头部科技公司，研发投入也很高，但真正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中国企业还是处于“跟随模式”，比如百度模仿谷歌，新能源车追随特斯拉，京东模仿亚马逊。这种创新路径的问题在于，虽然能快速赶上，但缺乏深度的创新文化作为支撑。国内很多企业更倾向于短平快的模仿，而不是投入时间、资源去做基础研究或者突破性的技术研发。如果企业扎根于长期创新而非短期利益，就不会让少数热门赛道被“挤爆”。说到底，创新文化的缺失不仅是企业的问题，更需要从教育、政策和社会氛围上全面培育，创造一个鼓励冒险、包容失败的环境。

二是政策引导的“过度精准”问题。政策支持本该是为市场保驾护航，但过度引导反而会让市场畸形发展。很多行业因为政策“点名”，资本和资源一窝蜂涌入，导致产能过剩、价格“白菜化”。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现象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屡见不鲜。更大的问题是，政策干预往往替代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资本流向由政策决定，而不是市场需求。比如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企业，倾斜资源扶持，结果是市场失衡、竞争环境恶化。政策应更多发挥指引作用，而不是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要让资源真正按市场规律流动，政策就不能越位，而应聚焦于优化环境、引导长期发展。

三是商业文化的合作缺失。中国企业在商业竞争中，合作精神的缺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很多企业习惯于各自为战，甚至为了争夺市场展开“同归于尽”的价格战。这样的恶性竞争看似在抢占市场份额，实际上对行业发展毫无益处。一些企业对短期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市场被“做烂”，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健康的商业文化，核心在于创新与合作。像德国的工业体系，企业之间不仅竞争，还在技术标准、产业链整合上保持协作。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单打独斗”文化明显不利于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态。打造合作文化，需要企业、行业协会甚至政策的共同努力，引导企业从价格战向价值战转变。

四是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竞争。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抢占资源，不惜直接下场竞争，这种行为在近年来愈发明显。尤其是地方设立的产业基金，通过提供巨额资本支持，变相推动掠夺性竞争。这种模式表面看给企业提供资金保障，但实际上助长了市场内卷。更关键的是，这种大规模财政投入可能并没有真正考虑市场需求，只是为了短期政绩而快速推进。过去常见的土地补贴、税收优惠，现在被更加隐蔽的基金跟投取代，形式换了，但本质没变。问题在于，这种做法一方面，巨额资金跟投常常忽视市场规律，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如果缺乏专业管理和风险把控，不仅会让市场失序，还可能为地方财政埋下隐患。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不应一味“下场抢项目”，而是要从规则制定、资源整合的角度，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通过科学决策、专业化运作，让产业基金真正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沦为市场内卷的助推器。

五是行政区域分割阻碍全国统一市场。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导致市场资源被区域化割裂，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小市场”。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利益，往往通过区域保护、补贴政策或设置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构建隐性壁垒，看似扶持了本地企业，实则限制了跨区域竞争，妨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割裂让企业在有限的区域内内卷式竞争，更倾向于价格战和同质化，而非通过创新或提升质量实现差异化竞争。虽然国家近年来出台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标准指引》，但地方政府在经济和行政上的职能交叉，加之利益驱动，执行过程中往往力不从心或存在阻碍。地方间更多依赖行政命令协调，而非依托市场机制，这进一步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

最终分析结论：

我们并非否定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突出成就，也并非对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前景缺乏信心。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影响下，虽然中国企业在全球博弈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仍需要深入反思中国企业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在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当中国企业真正将发展动力建立在持续创新的基础上，并突破依赖低价竞争的旧有路径时，才能有效规避低价竞争的困境，实现从规模竞争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YXT）